尽管陈文与李贤有矛盾,但毕竟资历较浅，居李贤之下，也并不委屈。今钱溥将自己甩到一边，与王纶密议，一旦人阁，岂不又多一政敌?为自身计,陈文和李贤结成了同盟，共同倾轧钱溥。

而王纶急不可待地觊觎司礼监，又直接触犯了掌印太监牛玉,这是英宗晚年最为信赖的宦官。致命的是，王纶、钱溥未能抓住朱见深这座靠山，恰恰相反，在关键时刻引起了朱见深的不满。英宗大殓的这天，皇宫内外上自天子、下至旗校内使，均穿缞服，以示对大行皇帝的哀悼和怀念。其时天寒地冻，王纶不知是漫不经心，还是有意显露，却在缞服之外套了--件貂裘。朱见深一眼瞥见，心中甚是不快。牛玉乘机历数其过，最大的罪状自然是交结钱溥。朱见深此时已得李贤、陈文的奏告，只是未作处置。王纶一不谨慎，撞在枪口上。朱见深即命将王纶、钱溥下狱，并追究同党。

钱溥降广东顺德县知县，成化十八年后起掌南京翰林院事，进南京户部尚书，此时的钱溥正在等待章子俊的接任，才可致仕。可是大半年过去了，新任南京户部尚书章子俊没有去上任，这可让朝廷下不来台。

都察院都御史赵桓，佥都御史吴兆恩，六部给事中刘柄誉，王书桓，张峥、吴议、黄陶等官员纷纷参劾章子俊目无皇法，犯令抗旨，应该抓捕下狱。

誊黄右通政严祖兴出列道：“平安伯是能臣也，榆林道离不开他，目前鞑靼小王子率部落潜往大同近边营，扎营长达三十里。四月前皇上刚刚登基就遣使一千五百余人说是请通贡，上书自称“大元汗”。后然皇上诏许五百人至京师后，前两月又来，下官以为自此以后，小王子屡以入贡为名，沿边骚扰，且出没河套地区，这样的话西北边境再度紧张。朝廷又要增派守备及内宦驻守，吐鲁番也对哈密虎视眈眈，哈密危矣，此时如果把章子俊大人调往南京，河套会被鞑靼再度侵占。那么刚刚建立起来的西北产粮区河湾又变成了鞑靼人的牧场，榆林危矣。”

严祖兴的这个对奏可谓是一针见血，让大多数朝臣似乎才反应过来，内心也嘀咕起来，难道章大人不去南京户部跟榆林边关有关看来问题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此时的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漕运的马文升出列道：“成化以来辽东激变，西北边事荒逐，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

马文升对西北边关之事最清楚，可以说当今大明朝堂中无人有马文升这样的理解。对边患自有主张。马文升对憎道官很厌恶，这跟马文升在成化年时任左副都御史巡三次抚辽东有关。成化十四年时，发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支持，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

再次被起用后，入朝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于成化二十二年（46年）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

马文升心里憋了一肚子气，对内宦及李孜省等憎道官痛恨异常，如今官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就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此时新朝初始，朱由樘也想清理朝堂，就命马文升提督十二团营。

马文升一上来就针对起了边关的驻守内臣问题，把原本商讨章子俊的“犯令”一事，撇在一边了。众多朝臣在错愕时，也不好接着说什么。明明知道”歪楼“了，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不过有一点到是一致的，就是内臣的权力要收一收了，那些术士、憎道官该撤的撤，该免的免，该罚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