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元年朝堂的朝臣们展开了一场礼部的大变革，礼科给事中张九功上言请厘正祀典，不当祀祭者应罢之。下礼部议，尚书周洪谟等议说：释迦、文殊、上清、太上老君不宜修建斋醮，遣官祭告。古礼幽荧祭星，今北极紫徽大帝，像之为人，称之日帝，不合于典。至于风云雷雨，本合祀于南效，复隆秋报，今徇道家言，又有雷声化天尊之祀，实为不敬。岁以正月十五日为真君张道陵生辰，遣官祭告不合于制。大、小青龙神，祷雨无应，不足祀之。梓潼帝君，昔传神姓张，名亚子，蜀人，仁晋战没，人为立祠。唐、宋屡封至英显王，元加号为帝君，景泰中因京师旧庙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神庙食于蜀，宜也，与文昌六星无涉，其祠在天下学校者当毁。永乐中，以道士周思得传王灵官法有验，乃建天将庙祀灵官，谓宋徽宗时有西蜀萨坚授法于林灵素者，其师也，因于庙立祖师殿。宣德中，改大德观，封灵官曰崇恩真君，祖师曰隆恩真君。成化初，改显灵宫，岁易袍服，其费不赀。当革灵济宫祀。金阙、玉阙上帝，盖五代时徐温子知證，知谔也。神世系事积非甚异，其攒号亦当革。

说穿了就是要废掉成化年宪宗大搞特搞的佛道庞大开支，对于刚刚即位之初的朱佑樘来说，颇有精图治之志。恢复遵祖制开大、小经筵，一日两朝。

在内官的整顿上，太监覃昌传旨戒谕在京诸司说：“今后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务段遵守祖宗成宪，不得互相嘱托，损公利己。如内外官敢有写帖子嘱托者，内官送交东厂，外官送交锦衣卫处置，期若容隐不奏，事发后处以重罪。”

就是说不得宦官跟朝臣拉关系，相互托请结党营私。过后左都御史马文升上言时政：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砺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孝宗诏下所司议行，厘正祀典。

这个上疏刚上，就有承宣布政使司左参议袁洁复上关于“平安伯”怀柔以安四裔，通商道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自大明朝起，西北边关从无余粮，每年朝廷为其供给，卫所兵响粮食所费银何其千万两，自成化先皇设立平安镇起，短短几年平安伯就其让整个榆林道不缺粮，到目前还能往外省运粮，反孵朝廷，就凭这样的政绩足能恢复其封爵。

自大明以来朝廷封出去的爵位随便收回唯平安伯一人耳。损害朝廷威严，故而平安伯久不履职的起因。意思是说朝廷反反复复，把封荫当儿戏，对待能吏大臣如此，怎么整顿朝堂上下。显然这是章子俊托请袁洁的套路，正好借着朝廷整顿的机会给捅了上去。

就此在弘治元年（4）四月十二日朝会上，关于章子俊的去留问题展开了对奏，说是奏对，其实就是处理章子俊“犯令”一事。

目前朝中最不爽的就数吏部尚书王恕，好心推荐章子俊出任南京户部尚书，人家还不鸟，害的在朝臣面前抬不起头来。

话说王纶是内府十二监四司八局中典玺局局丞，供事东宫，故称其为‘东宫局丞”、“东宫内侍”。按明朝惯例，太子继位后，东宫内侍自然递转入司礼监掌机务。

钱溥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因曾在内书堂教书而与王纶有师生之谊。明朝的翰林院，实际上是内阁的下属机关，内阁成员也多由翰林院出身。故新进士一人翰林，人们就以“储相”视之。钱溥此时已是侍读学士,从五品，只要有人从中斡旋，超擢詹事府少詹事人阁并非难事。

在此之前，天顺元年，吕原曾以翰林院侍讲、岳正更以翰林院修撰人阁办事。此念一起，钱溥便遗人往宫中向王纶打探消息。王纶也正想加强自己的势力,于是亲赴钱宅，商议英宗后事。此事看来很是平常，但在当时却属内外官结党,罪在不赦。偏偏钱溥与大学士陈文比邻而居，二人素来交厚，如钱溥请陈文-起共商大计，或许结局大不-样。但钱溥计不及此，或者心有顾忌，想背着陈文，但行踪却为陈文所窥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