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员提出的质疑也不无道理，毕竟目前这种可能还是存在的，不能完全排除。</p>

凌风揉了揉双眼，沉默了片刻后，说道：“的确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雇凶杀人一般现场伪装较少，留下的物证也比较多，而且因为杀手和被害人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杀手杀人后要么潜逃，要么躲藏起来，再就是杀手杀人的目标准确，手段干净利索。可是在这两起案件里，我们可以通过监控很明显看得出，嫌疑人在袭击或者绑架被害人的过程中，都有足够的行凶时间和机会，但他都没有动手，反而带走了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被害人，然后再在隔天将虐杀后的被害人尸体丢弃。这些矛盾的行为都不符合雇凶杀人的特点，当然，也不排除雇主有特殊要求，想亲眼看着被害人死亡，但这无疑增加了身份暴露的风险，也就失去了雇凶杀人的意义，所以我认为雇凶杀人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相对较小。”</p>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马建国说道，“其实我也曾有过这方面的想法，所以我顺便查过高俊松夫妻的银行记录，但并没有发现在案发前后他们的存款有异常支出的情况，而最重要的就是以他们的存款以及收入情况，并不具备雇凶杀人的条件。”</p>

“所以我更倾向于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连环凶杀案，只是和一般的连环凶杀案不同，这次的凶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有一名主谋，还有三至四名，甚至更多的参与者。”凌风说道。</p>

“更多？！”在场的侦查员对此都颇感惊讶。</p>

凌风随即把H县发生的案件详情，以及和高俊松、陈文亮的对话详细叙述了一番。</p>

“凌队，你认为主谋像之前猜测的，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子犯案。”</p>

“可以这么说。”凌风点头说道，“之前在胡兴东命案里，弃尸地点和凶手犯案的矛盾让我怀疑弃尸地点是一种暗示，如果第一次只是巧合的话，那赵丹凤命案又一次的不谋而合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如果不是弃尸地点的特殊性，我也不会找到和死者有关的人员线索，所以我基本确信弃尸地点这是主谋刻意留下的提示。一方面他想尽办法掩盖有可能留下的线索，为我们的调查制造麻烦，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让人误会他是一个冷血杀手，所以才会通过弃尸地点留下和死者有关的提示，他是想要我们知道死者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才会遇害的，通过这种方式给我们一个‘死者该死’的暗示。”</p>

“该不该死，这不应该由他说了算。”</p>

“但不得不说，他利用受害人家属痛恨死者，想要报仇的心理进行犯罪，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可以说，这让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调查局面。”</p>

“可是主谋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真是为了申张正义？”</p>

“用这种极端的方法申张正义？不是疯子就是精神病吧！”</p>

“很明显，疑似主谋的嫌疑人的一切行为都不像疯子，更不像精神病患者，如果是，那些跟随他的人岂不全都脑子有问题了。”</p>

凌风的手指在桌面上交替地轻叩着，说道：“脑子有问题的话就不可能把案子做的近乎完美了。我认为主谋的目的有两点。一，主谋肯定是把自己的行为定义成‘正义’，他把自己当成了一名‘地下法官’，来审判那些制造了校园暴力却得不到相应惩罚的学生，这里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这些学生在遇害的时候都已经成年了。二，除了‘正义’，我认为他可能也有过受校园暴力伤害的经历，或者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或者是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家属，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也更容易与那些受害人的家属产生共鸣，从而博取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协助自己。表面上，他是在帮参与者，实际也是在帮自己发泄内心的仇恨。这两点里面最可怕的就是第二点，因为我们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那些受害人家属根本不可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即使有证据，他们也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制造麻烦，因为对他们而言，他们如今只会选择信任那个‘主谋’，根本不会相信我们和法律，至少目前为止，高俊松和陈文亮都表现出了对我们排斥的态度。”</p>

“类似‘斯德哥尔摩效应’。”马建国说道。</p>

“是。”凌风回道，“只不过在这个案子里，不存在绑匪和被绑者，也没有罪犯和受害人，无论主谋还是参与者，他们都是某一件事的受害人，他们是因为相同的遭遇产生了共鸣，所以才会走到一起，然后以主谋‘马首是瞻’，实施一系列他们自认为‘正义’的犯罪行为。”</p>

“凌队，如果你的猜测没错，那接下来应该还会有第三、第四起的案子发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