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的两个人员，一个是城市户口的正式人员，一个是农村户口的临时工，虽然平时的工作都是一样的，甚至临时工干的苦活累活要更多一些，但工资是远远没有正式工多的。现在一起牺牲了，补偿的价格也依然不一样。</p>

临时工那位乡下老婆虽然感觉天塌般的悲痛欲绝，但思想工作却很快就做通了，已经烈士的家属了，思想境界自然也高了一层，看得出对荣誉还是很看重的，很快就同意了八万元的补偿金。</p>

然而在与那位正式工的家属协商时却碰到了麻烦，二大伯三大姨七嘴八舌，不停地提着理想化的条件，尤其是有几个或退休或失业的有大把空闲时间的亲戚，脸上几乎没有什么悲痛的表情，充满理性地争取着最大的权益，像一个个精明的商人，烈士的虚名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文。反正吃喝都有人管着，他们一点也不着急。</p>

最后经过反复的思想工作，或者说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更确切一些，那些家属们最终勉强同意了二十三万的补偿金，并要求农林局协调民政部门按烈属的相关规定定期发放抚恤金。</p>

焦头烂额了一周，才总算把这起事故处理好。在妥善地安顿了家属，开完了追悼会以后，乔玉莹立即召开了会议，议题有两个，一个是执法安全的问题，一个是执法队伍的问题。</p>

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着，有的主张要增强装备，给相关人员配上防护用品，有的主张要理性执法，尽量不要发生冲突，有的主张要与公安密切配合，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执法行动，狠狠打击一下抗法的行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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