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部早期的下克上事件，和中国某段时期的**风潮很像，同样是某些野心家煽动下位者的狂暴情绪，借以消灭国内的反对势力。

历史证明了一点，被消灭的都是弱者，对于政治舞台而言，弱者即为邪恶。日本当年的政变情形扑所迷离，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那就是主和派以及主张以经济同化这种缓慢的手段渗透中国之党派，皆在蔓延全国的刺杀活动中销声匿迹。

以至于一个区区的关东军小军官，就能挑动中日两国的超级国战，把东方仅有的一点元气损失殆尽。二战之后的中国，一直是个三流国家，偶尔还因为大饥荒死了六千万人，沦落到四流层次。

至于日本，连国土上的军队都姓美，还有什么好说的？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金融风暴，国家机关居然不敢出面拯救，更因此成为了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笑柄。

这些事情，全都源于不久之后的世界大战。日本挑错了对手，中国选错了领导人，就这么回事。纵观东方自明末之后的历史，总的来说只见到了六个字：悲剧、悲剧、悲剧。

此时的莫斯科，正恰逢10月底，寒流席卷而来，天空中冷风激荡。

此地气候寒冷，年平均气温仅4.9度，最冷月1月平均9.3度。最热月7月平均年均降水量690毫米。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地方，而生长于此的俄罗斯人，也在如此的环境下，养成了坚韧而又狂暴的性格。

莫斯科位于俄罗斯平原中部、莫斯科河畔，跨莫斯科河及其支流亚乌扎河两岸。大莫斯科的面积为900平方公里，主要地势平坦，仅西南部有捷普洛斯坦斯卡亚高地。降雪量大，平均年积雪期长达一百四十一天，也即11月初―4月中，冬季长而天气阴暗。

姜瑞元如今正住在疗养院，回忆起当初从飞机俯瞰莫斯科，映入眼帘的是蓝天下葱绿的树丛和清沏透明的河湖，城市整洁干净。眨眼间，温暖的气候已经离去，随着而来的，是严寒。

冬季寒冷，最低气温曾达零下四十三摄氏度。每年从9月底开始进入寒冷时期直到第二年的5月中旬，从11月底到4月中旬为降雪时间，冬季结束时降雪深达一尺。

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姜瑞元正望着窗外飘落的枯叶，思绪万千。姜瑞元因为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而多与苏俄联络员争执。未果之下，精神紧张，一度要求去疗养院疗养。

苏俄红门组织部拗不过他，便批准了这件事情。

躺在病床上的这个中年人，并不显老，也无病态。唯一让人叹息的，就是他眉宇间的犹豫以及伤感。俊逸儒雅的面相，莹白如玉，如此的书卷气质，不知迷倒了多少俄罗斯姑娘。

手上拿着钢笔，他正依靠在床头，写着日子。室内没有其余的声响和吵闹，唯有笔纸间莎莎莎的磨擦声。

姜瑞元在洁白的纸上写着：“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红对我们****的援助，为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红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一切的缘故都出在这三个月的苏俄游的经过，姜瑞元发现了在苏联的社会中或是俄红中间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看清了屎大淋清党是“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是一种为人治而铺路的集权手段。

在这一刻，他终于认清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

这与他所在之中国**党的三妹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在他未曾亲自访俄前，是完全没有料到的。

故而在日记中写出了：“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姜瑞元对苏俄方面的不满，从其日记看，最初起于10月10日他对莫斯科中国留学生演讲时，有留学生批评他过于宣传孙逸仙，有个人崇拜之嫌。这一批评立即触动了姜瑞元的敏感神经。

事情虽小，但却直指了孙逸仙的致命要害，使姜瑞元作出“损人利己之徒，诱引青年，自植势力，而不顾党谊”的判断，对苏俄多出一份戒心。应该说，当时留学生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苏俄方面也确不应为此负直接责任，但蒋心中仍留下一丝抹之不去的阴影。

“因以中国青年自大之心，及其愿为外人支配，而不知尊重祖国领袖，甚为吾党惧焉。”这样一句话，无疑表明了苏俄红门主义对心灵缺乏信仰之中国学生的心灵扭曲。这一点，最终让他对此种**理念产生了根本怀疑。

如果不是因为后期的日本侵华，估计他还有一个可以改个社会的机会。只可惜，历史如果，成王败寇，一直如此。

如果说，双方的这次嫌隙主要是由于姜瑞元的狭隘和猜疑造成的，那么接着而来的不快，责任则主要在苏俄方面。外蒙自世纪初由沙俄策动独立后，一直是当时许多中国人的一件痛事。

早在1912年，姜瑞元主编《军声》杂志时，专门撰写过《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根本解决办法》，主张武力平定蒙、藏叛乱。这次到苏俄，蒋期望新政权能对蒙古问题有所交待。

他一方面向俄方提出在乌兰巴托以南地区建立一支**党新军的计划，含蓄表达出中方对蒙古的宗主权，另方面于10月下旬直接与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会谈，希望苏俄放弃对蒙古的操纵，但双方在此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无结果而散”。

所有这些，的确使蒋介石产生了一定的紧张和不满情绪，俄方文件写道：“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等原因，姜瑞元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

军事支援的承诺，或许是姜唯一的安慰。在军校还未正式成立以前，他对于苏俄的要求，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而，演讲风波和蒙古问题还不是姜瑞元为之担忧的全部。11月1日，齐切林致函季诺维也夫并转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指出姜瑞元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被放在眼里，这才是姜瑞元最为光火的。

齐切林的信中提到，姜到俄后，只有他本人和斯克良斯基与代表团有过接触，代表团有遭冷落之嫌。自然，齐切林所感觉到的，作为当事人的姜瑞元，更有切身体会。而且，令他更为不快的，是苏方对其提出的军事计划反应也颇为冷淡。

姜瑞元提出的军事计划除前述准备在蒙古和西北地区建立新军，开辟新战场外，还有他最为关心的军队训练问题。他希望俄方能派出一些军官，到广东帮助训练中国军队，但苏俄方面的意见正相反，希望国民党方面派出学员，到苏俄境内进入由俄方设立的军事学校学习。

这样的结果，姜瑞元当然不会满意，因为这意味着军事教育主导权将掌握在苏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