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青和依依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几天他们和杨娴儿、罗纲等人已经反复和李杜研究过了剧本，都觉得《花木兰这个戏非常难拍。

就象好厨子都知道，最难做的菜是豆腐景菜一样。一个被千万人看熟了的，被无数创作者用无数种形式演绎的近乎滥了的题材，要想再拍出新意，拍出商业和艺术两方面的价值来，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一不小心，这五亿资金就要打了水漂了。如果这部戏砸了，易青他们之前那几部戏，所有成功累积下来的成绩，等于是付诸东流。

《花木兰这个题材，好莱坞的卡通电影拍过了；中国传统的各地方戏曲里都有非常成熟的唱段了；电视剧也有了多个版本；建国后，各主流文化单位也排演过不知多少种版本的歌舞剧、话剧了……

但是所有这些已有的作品，都在重复这一个非常媚俗的错误，包括好莱坞的那部――那就是把花木兰包装成一个志比天高、英姿飒爽、爱国爱家的女英雄的形象，高明一点的，在女英雄的基础上加一点精灵古怪的顽皮个性，加一点叛逆和倔强，比如美国人的那部卡通片就是这样。

包装英雄，是中国传统文艺，尤其是近现代文艺中最俗滥最陈腐最无聊的一种创作倾向。

上。可以追溯到历代帝王的宫廷记事对于皇家美德地吹捧和粉饰，下，一直延续到近代大量主旋律的文艺形式对革命人物等正面形象近神非人似的包装。

拿电影来说。拍正面人物摄影机一定要在演员的下方从下往上仰拍，灯光用仰光，镜头多为上半身正面特写――这样拍出来地人物身形特别高大。脸上金光闪闪，一脸的正气，连演员脸上的青春痘仿佛都有不屈的意志存在。

反之，拍反面人物，一定是摄影机从上往下俯拍，要多压抑有多压抑；灯光用背光或者从下方打素光、层次光，显得人脸阴沉灰暗；镜头即使用特写也必须是侧拍或者是斜角度歪歪的拍，拍得演员都变形了才算。

简单的说，传统的塑造英雄人物的方法，就是极力把英雄弄的不象人。不说人话，不干人事。一张嘴，必然是为了国家民族和群众的利益。从性格到私生活完美无暇地好象这个人从来不用抠鼻屎擦鼻涕上厕所一样。

这种不顾现实逻辑，片面夸大美化的文艺风气，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解构风潮兴起之后，才得到缓解，开始为观众所厌恶和摈弃。

周星池的无厘头电影之所以迅速在中国大陆地青年知识分子中窜红。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颠覆和解构精神，无论你多大的历史人物、多伟大的英雄，他都敢拿来恶搞一下。

2006年风糜一时地以网络军文原著改编的国产电视剧《亮剑。之所以在观众中引起剧烈的反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原著人物颠覆了以往对革命军人那种大而全、全而虚、虚而空地包装方式，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会骂脏话、整天象个土匪一样算计着要抢人家装备的八路军指挥员的形象。

然而，在这场现实主义、解构主义的风潮中，〈花木兰这个题材，这个人物形象，显然是被忽略掉了。目前存留在观众心目中的关于花木兰这个人物的群众印象。依然是那个有着很高“革命觉悟”的女英雄。

在传统的花木兰形象中，她是主动为父参军地，所以是至孝的代表；在对待国家的问题上，她为国奋战，九死九生，又是至忠的代表；在个人能力上，往往把她塑造的勇敢又充满智慧，在战争中智谋百出，屡建大功；在品德节操上，她不爱名利，放着大官不做，宁愿回乡过平淡的生活……

这样看来，这个人哪里是一个小门小户的贫家女，简直就是一个先进党员干部的典型形象――不食人间烟火，零缺点。

但是，这种完美的近乎“假”的包装方法，不但不能使人深切的感动及共鸣，反而大大削弱了花木兰这个人物属于人性的光彩，无法刺激人们产生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个这种模式下的人物，是无法使人产生深度的人文关怀的，更没有太大的艺术想象空间，可以支撑一部在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形式上都极见大气辉煌的商业巨片。

当年为了构筑一个大片，张一谋选择了改编《雷雨，还有很多人指责他选的不好；今天易青选择了《花木兰，他的压力可想而知。

所以在易素、杨娴儿、李杜等人的思考中，这部《花木兰，应该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一部作品，是任何观众只看宣传片和花絮所无法想象到的一部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的花木兰，她身上更多的应该是中国传统女性身上属于“共性”的那部分东西――一部歌颂某一个具体的女英雄的电影，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花木兰再完美又有什么意义？

而以花木兰为一种文化符号，去挖掘花木兰背后的整个中国女性，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这才是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的――也就是说，这部电影不是要歌颂一个花木兰，而是告诉世界，中国有无数个花木兰，是中华民族深厚的文明积淀造就了花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