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间部队医院已经躺了二十几天，都还没法动弹，手上脚上打着金属支架…从高台摔落的那一下，虽然不足致命，但也没离多远，一身骨头差不多弄散了。\、\

病房里总是很显热闹，每天都有记者来，规格和档次都挺牛的，手里持着加盖军委以及中宣部的证明。师政委…也是我在党校任教时的一个学生…告诉我说，外面还有很多媒体单位，国外的也有，向部队提出申请，但是一律被挡了驾，政委说是上头的指示，他们没有批准采访的决定权。

事实上我跟进来的记者也没什么好谈，只是重复向他们请求一点，我说我不需要报道，有良心肯帮忙的话你们给我呼吁一下，就是苏静美的情况，我很感激。

可惜的是，他们都不敢。

每天从电视里报纸上看到的，只有我的东西，关于苏静美那是一字不提。网络上倒是挺多人知道，炒得也热，为她喊冤枉的一大把，当然也有说她离经叛道行事出格的…只不过这些议论帖，无论正文反方，都被删得很厉害。

就跟许多莫名其妙的政治事件一样，大家都知道是个什么事情，也都知道那是不正常的，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具体谁来处理，怎么处理。

是的，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决定权不在舆论手上，甚至不在法律手上，我可以肯定。

我很郁闷，很焦急，担心出现不可预料的后果，于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部队派了两个文书，在病床前，我花了两天时间，口述一份申辩，请求他们为我转呈。

很长篇幅的一个东西，洋洋洒洒十万言，没说别的，只谈那次武装事件。我说，苏静美的动机是单纯的，目的是正确的，手段也无不妥，她的行为，不存在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方，实质上是保护法制不受罪恶践踏，维系法律的清白与尊严，不但无过，反而应该有功。

不过又后来一想，这样的辩解确实勉强，难以自圆其说，所以在申辩书的最后，我抛开那些政治术语，使用最直接的威胁…我说如果苏静美因为此事被刑罚，就等于再次判下两个人的死刑，我可以保证，那将是我们的胜利，爱情的胜利，却是国家的耻辱，法律的耻辱！

口述这一段时，师政委也在场，他谨慎地提醒我，说这个材料是要呈递中央的，我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措词。

我没理会他，继续往下陈述。我说我自己也清楚，这种口吻是不对的，但我不是意气用事，也不是自暴自弃，我很冷静，恳切地希望看到这份材料的领导，能够理解一个男人此刻的心情…忍辱偷生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而且相信大家都清楚，对于我和苏静美来说，性命并不重要，即使没有被剥夺生命权，我们也可以同期而死，那么现在，我愿意和她一起，接受命运的判决。除了我们的信念之外，所有东西，你们都可以拿去，只不过，我会为你们遗憾。

说完以后，我看也没看，委托师政委，把这这份态度激烈，措辞很不适当的申辩书代呈上去。

没什么反应，一切照旧。

军营里记者照至，外边炒作如常，我的病还在将养，苏静美的审查依然继续，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

最后，突然，领导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