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中记录，四川布政司自万历二十七年六月起，到万历二十八年九月止，綦江、南川、合江、永宁四路与所属府卫州县总计发户兵二部，并本省、外省、蜀府义助、及派征未完地亩、夫价等银，共二百四十七万五千八百零六两。

其中由户部咨解的太仓银七万余两；兵部咨解太仆寺银四万两；凤阳李三才咨解银八万五千两；湖广抚臣支可大咨解漕折银三万两；四川按臣崔景荣解脏罚款三万五千两；四川布政司库银十三万六千余两；川东道银六十四万二千余两；川南道银五十二万六千余两；川西道银二千两；贵州以福建协计解补银十万两；各府州县解银四十二万余两；四川各州县加派地亩赋税银十二万三千余两；四川加派运夫工食银二十五七千余两；铜钱合计26两。

属于户部银的有两项，共计十万两；属于兵部银的同为两项，共计十二万五千两。其余皆是四川地方筹措银两。

郭子章疏中提到，贵州布政司实际筹措到各省直解贵州兵饷及木价借充兵饷，并旧镇云南沐昌祚捐助等银，通共一百零四万八千六百三十六两。此外贵州还从户部题留湖广本色漕粮中实际获得八万九千余石漕米，按时价每石银七钱换算合白银六万二千四百余两。

其中，兵部解到太仆寺银六万两；南京户部解到饷银十万两；督臣李化龙解到饷银十二万二千余两；云南抚臣解到饷银十万四千两；黔国公解到报效银二千两；两广督臣解到饷银三十八万两；湖广支可大解到五万余两；河南抚臣曾如春解到饷银九万两；福建抚臣金学增解到饷银十万两；木价借充饷银三万两；应天抚臣陈惟芝解到木价借充银二千两；户部题留湖广漕粮本色折银六万余两。

贵州解银里，属户部者九项，计银4万5千两；属兵部者一项，计银六万两；属贵州地方者三项，计银20万6千两。

原本朝廷下诏加派四川、湖广两地地亩银，湖广拟加派二十六万两，只是这一笔湖广并未协济出去，而是留在了本省使用。

即便四川加派的地亩银，李化龙亦是让四川从中自得七万两，以五万两协济贵州，只是最后并未协济贵州，而全部留在本省。

湖广所题留的漕粮正、耗米共计三十六万石，为三省均分，以充平播粮饷。每省该九万余石，改折漕粮并三六耗席、楞木各该一万五千余两。后来本该解往四川的本色漕粮因故亦以同样的价格改解折色银，连同楞木等银共计八万余两，但楚抚支可大只解运了漕折银三万两给四川。

贵州得到均分漕粮以每石折银七钱算，合银六万余两，及支可大差官解到军饷并愣木银五万余两。按户部题留三省均分，每省得银八万计，湖广实际分得九万六千余两，再加上筹措的其他经费，实际湖广筹得共计九十万两。

由此也得到，朝廷为平定播州之乱，实际筹措的军饷总额达449万余两，其中地方筹措就达26万两，源自户部的经费有44万两，而来自兵部的经费只有万余两。

自攻克海龙囤之日算起，离綦江失陷不到一年，离李化龙兵分八路誓师会剿之日不足四月。这段时间内，李化龙是严督经管司道等官，事事筹算，时时稽核，正支之外，绝无别项浮费。至战事结束，这449万两经费并未全部用完。

三省的军费开支都是本省的巡抚负责，四川是李化龙，贵州是郭子章，湖广则是支可大。李化龙在上疏朝廷的《销算军饷疏》中明计，四川实际军饷开支为3余万两，剩余0余万两。

郭子章在上奏的《播平奏报军饷疏》中记录，贵州的实际军费开支为63万千余两，剩余47余万两未使用。

湖广在此役中实际使用军费约为50万两，剩余42万两。三省合计共用军费为252万两，仅占筹措军费的不到六成。

播役结束之后，三省尚余9万两，这笔余款大多用在了营建、蠲免、赈济等善后事上，以及征叫胡广皮林苗人，另有部分缴还给了户部。

四川则动用余款43万两抵扣了今年蠲免之数，另又解发三万两协济胡广征剿皮林。播州营建城池等支销43万9千两有奇。

贵州则在余款中动支20万两解赴户部交纳，又支银一万两赈济被贼残害的军民，协剿皮林陆续支出三万八千两，剩余银6万千，用于了新府州县的经理建置善后。

湖广剩余军费，处用于征剿皮林叛苗外，还用在了蠲免当年的部分田赋。

若将善后费用一并计算在播州之役的总军费开支当中，那么此役的军费开支已达362万余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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