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034年,宋仁宗景祐元年澶州大决,黄河第一次改道,一路向北,经武邑、真定、河间,从天津入渤海。
黄河变道可不是风轻云淡的一句话,一条上千公里长近千米宽的大河突然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沿路的农田、乡村、市镇全部都会被冲毁,这便是影响数百万人的灾难!
而新河道的深度、宽度通常都不够,这么多河水涌入一条新的河道里,它就必然泛滥!三年一小决,五年一大决,沿岸百姓将一直处于威胁之中。原本富庶的河北东路成了黄泛区。
于是便出现了著名的“三议回河”事件。
顾名思义,就是三次商议让黄河回到向东的故道。
第一次回河之议,出现在049年,宋仁宗皇佑元年。
时任大名知府贾昌朝上书宋仁宗,说河北东路是朝廷赋税和边防重地,不能放任其成为黄泛区,提议在商胡口堵塞黄河北上的河道,下大力气给京东故道清淤修堤,迫使黄河重回向东的黄河故道。
然后,管河渠的工部侍郎李仲昌提供了另一个方案,商胡口依然要堵,但是不用立刻堵上,改道也不必往京东故道上改,而是在商胡道和横陇道的夹角六塔集附近开一个小河,让河水先一点点回归横陇道,等河水流的差不多了,就封闭商胡道,河道不就回来了么。
贾昌朝的方案致力于稳固河道,而李仲昌的方案则是祸水东引。碰巧,内阁执宰文彦博、富弼也是这么想的:“与其淹河北,不如淹河东”
最终,宋仁宗决定采用李仲昌的方案,挖个小河试试。
结果这条六塔小河还没挖完就决堤了,一条小河如何能承载黄河之水,挖河的百姓当场被淹死无数,两岸受灾百姓更多。黄河从一股,变成了两股。从天津入海的叫北流道,从沧州入海的叫东流道。
巧好此时大宋在西夏刚打了败仗,辽国又趁火打劫要求每年增加了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财政开始超支,偏偏商胡决口裂的非常大,工程量让人望而却步。宋仁宗选择了躺平,随黄河去吧。
第一次回河失败。
第二次回河之议,出现在072年,神宗熙宁四年。
黄河再次大决堤,时任宰相王安石再提回河。因为黄河分成两股,从天津入海的北流道经常决堤怎么都治理不好,而从沧州入海的东流道相对平稳十几年没出事。
于是便决定把北流道给堵上,让黄河全部从沧州入海。
神宗觉得这是个大事,于是派司马光过去实地考察了一下,司马光回来以后报告,能干,东流道质量比北流道好不少,只要开河引水,河水就会被挤进东流道,但是这个活不能急,先把东流道的堤防修好,然后和之前六塔河一样慢慢往东流道放水,最后北流干的差不多,把它封了就行,全过程大约五年左右,千万不能急功近利把北流直接堵上,不然准出事。
但是王相公不同意,干活就是要快,就是要出成绩,第二年就把北流道给封堵了。
但是东流道一没疏浚,二没固堤,又突然灌进了北流道全部的河水,顿时亚历山大。
当时有一条从卫州开启,途径大名府直抵天津以南的御河,主要用于给北部前线的雄霸各州运输物资,结果,东流道决堤后,河水就大量涌入御河,泛滥沿边各地,北流道借尸还魂成功。
因为黄河泥沙太大,河床太高,通往雄霸各州的御河也彻底不能用了。
宋神宗大受打击,想要学老爹躺平。王安石力劝,又花了十年时间,设立黄河疏浚司专门负责疏浚河道,开发疏浚河道所需的大型工具,这才算把黄河稳定下来。
梁山水泊便是在这段时期陆续形成的。
结果熙宁十年七月,黄河再次决堤,黄河之水冲入梁山泊形成了八百里的规模,甚至差点夺淮入海,因为有梁山泊这个大水池的蓄水功能,才没有实现。
这下宋神宗也彻底躺平了,说,水往低处流是天性,随他去吧。王安石也被罢相。
第二次回河失败。
第三次回河之议发生在0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
这次大臣们也不实际操作了,只是天天打嘴仗,党争严重,所谓的故道工程拖拖拉拉一直到099年再次黄河大决堤,就再也没人提了。
后世许多人把《导河形胜书》称为北宋第一邪书,称李垂为灭宋的“毒书生”。说“三议回河”是瞎折腾导致灭国。反而把后世满清“不作为”当成了“圣明”。
中华民族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一种崇尚团结一心,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神仙佛祖,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的精神。
面对自然灾难,中华民族拒绝躺平。即便失败,也有人一代代的站出来。即便一次次的遭受黄河洪水,河北两路仍然是北方最重要的产粮区,人口繁盛。
改造黄河本身没有错,错在技术条件不成熟,还有当政者的急功近利。
晁盖心中已有救灾思路。准备分成三步走。
第一步,先封堵滑县决口。别人做不到的事,晁盖未必做不到。
第二步,帮助百姓重建家园,紧急补种小麦,防止明年夏天颗粒无收。
第三步,以工代赈疏通东流河道,防止黄河再次泛滥。
晁盖看了看自己系统里剩余的65万天命值,勉强够前两步用。但是我花费这么多,总得从别人身上找补回来啊!
晁盖摸了摸下巴,又想到了一个攫取天命值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