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相寺感慈塔的短暂交谈，没能带给石越什么积极的信号。反倒是小皇帝亲临吊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的在汴京传开了。这虽然并不出乎石越的预料，而且他也料定这会大大鼓舞新党机器支持者的士气，但他原本是认为新党带来的切实烦恼,至少要等到高太后去世，小皇帝亲政那一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虽然高太后刻意低调的处理小皇帝亲临吊丧之事，论战却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纸》开始后，并且迅速的蔓延到《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等大报。

自熙宁以来，虽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闻独大，但也不断有其他的报纸出现，倒闭，少有能坚持下来的。但情况渐渐发生改变，慢慢的，从各州县陆陆续续出现的小报纸中，汴京的办报人们吸取了经验，他们发现，经营一家报纸，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闻那样的规模的话，就会变的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图。

成本是简单的。一份小报，以每期三至四万字计算，每份报纸在纸张的成本还不到两文钱而印刷费用也极其低廉，选择雕版印刷，每期不过一贯，若交给活字印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这样的报纸定价六文，由送报者送到订户手中，每份要给送报者一文钱，交给卖报者也是一样。只要能够保证一千份的订户，每期就有五贯的收入，除去三贯的成本，每期的利润有两贯。以五日刊一期计算，每月能刊发六期，则每个月的利润在十二贯。通常这样的报纸最多只会一个人，每月俸钱不超过三贯。

绍圣年间，就算在汴京，每个月九贯的收入，即使需要养活五口之家，也可以达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更何况，实际收入比这多得多。

于是，绍圣以来，在汴京站稳脚跟并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报纸越来越多。

这家《天下纸》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创于绍圣二年，五日一刊，发行量极小，从未超过2千份，但是读者稳固，以订者为主，竟也从未跌下去一千份。因此，在汴京，尽管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家报纸，但它却也生存了五六年。

这家报纸只有两名固定成员，主笔叫卢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两人因为累试不中，遂办了这份报纸，在汴京某个生计。但天下纸原本并不关心政治，他每期报纸只有永恒不变的三个内容：其一，对汴京外城南城地区某个家庭的采访，内容不外于教子有方，贞洁烈女之类；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区之讣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庆之事这是需要收费的，这一类的服务，无论你花多少钱，《汴京新闻》之类的大报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确有一种虚荣，他们愿意花百十文钱，在某家报纸登《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进士……》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似乎也没有报纸读者会介意这些，相反，许多人很喜欢这些东西；其三，关于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诸候的天下纸》的读者们特别关心这些赵氏子孙在海外的命运。

此外，《天下纸》还有个小栏目，就是读者投，内容是读者对前一期报纸内容之评论。这样的内容能够增加订户的参与感，并且可以有效的减少卢之瀚与安原的工作量虽然经常必须有他们自己揣测读者的心思，编造读者投。这是一个比较的伎俩，根据卢之瀚与安原的经验，有时候刻意挑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对于报纸的销量有显著的好处。

绍圣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纸》照例刊登了两篇《读者投》，这两篇《读者投》没有评论一期报纸之内容，而是对于刚刚去逝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进行了评论，一篇批评，一篇维护。但是批评的那篇文章用词非常刻薄，不仅对王安石的政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还恶毒的批评了太常寺谥王安石为“文”之事，讥笑王安石“文则文矣，然生平好谏诤，当加一献字”才能称得“者之尽也”。

连卢之瀚，安原也没有想到，这一篇骂王安石的《投》，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们前所未有的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除了尽量公正的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然后更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刊登。二月二日，他们如愿以偿的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时，他们还明智的宣布，《天下纸》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们从下一期开始，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就这样，他们成功的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然后全身而退。

但这件事却让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烧，无法就此罢休毕竟《天下纸》也是一份报纸。而想骂王安石的人看见王安石死后被极哀荣，心中的不平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报抱着各种动机参与进来，接过了《天下纸》未完的争论。到了二月五日，就终于演变成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领头的两个阵营的大骂战。

朝堂的旧党与新党还未决裂，但在野，两派的支持者已经迫不及待的撕破了脸皮。而这次的裂痕，连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弥合。因为新党已经没有了首领，他们一盘散沙，却因为相信皇帝站在自己的这边，而信心百倍，无所畏惧。更加头痛的是，他们论战的范围越来越大。

石越本能的察觉到，唐康带回来的辽主同意另立新约的许诺的真相，终究会被泄露出去。到时候，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的指责，就难免会变成喷泄而出的怒火！而另一方面，朝中旧党对这场论战的漠视态度，也让石越担心。旧党中主张禁绝报纸的声音从未停止，如果司马光收到影响，打算干点激烈出格的事情，那就将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马光摊牌的时刻。

石越祈祷着不要出现那样的情形。因为如果是那样，就是前功尽弃。

石越心里很清楚，用所谓的“石党”来取代新党或者旧党，并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要让新党与旧党学会，接受妥协与共存。他曾经以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看起来也似乎是成功了。但现在他才知道，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难，当他们互相妥协与共存时，那种状态看起来总是那么的脆弱。相比而言，“汉贼不两立”的处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

难道，他所希望的成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说起来真是奇怪，这个文明按理说是最应该懂得这些的――他们的文化图腾难道不是那个阳太极图么？宋儒难道不应该极重视“中庸”么？但为什么在政治，反而充满了非百计黑，非即敌，非君子即小人这样的激烈的线思维，要改变起来竟然是如此难之又难？！

这种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让石越如此的迷惘。

他曾经因为王安石的终于愿意妥协而振奋不已，但王安石一死，他有悲观起来，仿佛自己一无所成。他只能尽力安慰自己，旧党未必会让他失望，他至少还可以信任范纯仁。他的眼睛应该看到全局，不能被一部分顽固的旧党所影响。石越要烦恼的还远不止这场报纸的大骂战。

二月五日的早晨，两府收到了两份从辽国送回来的报告。一份是宋朝君臣期盼已久的朴彦成的奏折，这封奏折说辽主已经同意前约立即废止，但新约仍有细节没有敲定，辽主已令韩拖古烈亲自与他谈判，一旦谈妥，则可择期签署，在雄州边界交换誓。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但除此以外，朴彦成又提到，辽国现在实际主政的，是耶律信与萧岚。北枢密使萧禧长期告病，辽国有流言说他很快要出任京留守。朴彦成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耶律信深得辽主宠信，而他对大宋态度强硬，以后辽宋关系将难免出现摩擦。

另一份报告是职方馆河北房送回的例行报告。河北房通过阻卜的亲善部落，探明去年十二月，契丹从阻卜各部征调了大量的马匹，现已不知这些马匹被送往何处。此外还探明，一月下旬，辽国东京道有五千左右的渤海军不知被调往何处。

这两份报告让石越心头更加沉重。

连石越自己都必须承认，契丹的军事调动，很可能只是寻常的行动，这样的报告以前他也看过。而朴彦成的奏折，基本也是报告好消息。

石越手里还有另一份报告，一份稍显过日的《海事商报》，面刊登了一条消息――日本国硫磺价格持续涨，价格超过了南海各国的硫磺价格。这在几年前也许不奇怪，因为南海诸候与高丽国装备火药武器，需要制造大量的火药，而南海各国的硫磺开采有刚刚开始。但在绍圣六年以后，当南海各国已经能向大宋出口硫磺之后，日本的硫磺价格还在涨，摆明了又有一个大买家加入了进去。

石越绝对不相信辽国买进这么多的硫磺只是为了造鞭炮。

然而，这些蛛丝马迹同样也是不足以说服司马光的。所谓的辽人将要南侵，对于司马光，便如狼来了一般，他一生之中，尽力过不知多少次，以往每次宋辽两国的国力对比都不如现在来的乐观，过去辽国国力稍强时都没成真的事，在如今大宋国力稍强时如何会发生？尤其是几年前辽国都没有南犯，更加坚定了司马光的这种信心。除非有确实的证据，否则，司马光一定会将此视为大惊小怪，或者干脆是某些人企图生事的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但是石越并不想用那个方法。只要他足够坚持，不管司马光愿不愿意，石越能够让国家进入战前状态。但他不像冒这个政治风险。特别现在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如果他表现出与司马光过于明显的分歧，一定会被人利用。况且，他还有别的更加温和的牌可以打，只不过他有点拿不准能否成功。

他也许可以找一个人帮忙。这六七年来，一直小心谨慎，低调行事的清河郡主，在高太后面前有巨大的影响力。高太后不会容忍一个官婉儿，但是清河郡主生谦退恬淡，平素从不主动发表意见，偶尔高太后见询，却常一语中的，这么着跟了高太后六七年，石越知道，高太后实际已经越来越重视他的意见，许多的决策都会咨询他。

而石越与清河郡主的关系非常密切――两家过往的交谊不说，清河郡主的独子狄环订下的亲事，便是石起的第三女。原本清河是想让石蕤嫁入他狄家，是议婚之时，卜吉祷签，皆不如意，只能作罢。除此以外，清河的父亲赵仲全与绍圣十年封建于歧国，石越也是极尽礼遇。

自绍圣二年春诸路旱灾，同年冬京师雪灾，三年秋京西路，陕西路大旱，四年春又有小规模的旱灾……连续三年的灾害频发重生之极品收藏家《？138看书网？》，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大灾害，而且宋廷也竭力救济，但仍然免不了出现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其时还处在恢复期的宋廷，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大乱子，一方面为了支持南海诸候，于是派遣官吏在发生灾害的地区招募流民出海，三年之内，先后总计赏赐给南海诸候近十万人口。但这自然不是公平分配的，其中雍国与曹国因为最亲贵，各得到两万人，邺国也分配到了一万人。但是，绍圣四年才就封的歧国，在石越的有意关照下，竟也得到了近两万人――也就是说，石越把当时还在杭州，广州等港口停留的灾民，几乎一股脑全部给了赵仲全带到了他的封国。

绍圣五年，因为歧国公传回水土不服染病的消息，石越又向高太后请旨，从翰林院挑选了十名医官，整整装了两船的医，草药，赏赐给了歧国。又因传言歧国所在的婆罗洲有食人蛮夷，同年，石越又以此为借口，赐给同一年封建，同在婆罗洲的歧国，洋国，英国各一个指挥的东南禁军，以及足够装备千人的武器盔甲。

石越甚至还暗中差使唐家协助赵仲全，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筑起了一座坚固的东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