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是流言的天堂。

石学士夫人韩氏被削去诰命，很快便引起了从爱说是非的官员内眷到四处奔走钻营的官吏的注意，然后更慢慢扩散到民间，因为没有正式公布原由，这种神秘感，反而更引起了人们猜测的兴趣。各种流言不胫而走——当各种各样的猜测过多的时候，有时候真相反而成了最不可信的一种猜测，被埋没在五花八门的流言当中，人们只有在事后真相揭开时，才会拍着胸脯说：“这个我当时早就猜到了……”而对绝大多数的官员来说，在这种时候，谨慎地减少出入石府的数量，则不失为明哲之举。

不过，真正吸引官员们目光的，则是第二天在琼林苑的大宴。

枢密使文彦博告病，并且从消息灵通的人士口中，还传出这样的消息，皇帝已经下诏召有“小阎王”之称的小王将军与慕容谦将军回京，准备分别授予益州路经略使副之职，统率大军，去平定西南夷的叛乱。

那些不太熟悉王厚与慕容谦的官员，在宴会中悄悄地相互打听着二人的功绩与背景——尤其是一向不为汴京官场所熟知的慕容谦。有操守节气的官员，关心的是二人的能力能否替帝国平定西南的叛乱；一头扎进党派之争的官员，则关心二人的立场；汲汲于自己名利的官员，也要获得更多的信息，以判断这两个人是否有可能成为新贵，对自己的前途将有什么样的价值……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出于两种以上的原因，来关心着这个任命。而人们知道慕容谦与石越的关系后，有些人则不免要变得更加迷惑不解，感叹汴京的风云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慨叹帝心之难测——怎么会一面如此重地处罚石夫人，一面却准备重用慕容谦？也有一些自作聪明者，便以为这是一种御下之术；还有一些人，则更加疑心着石夫人是不是重重地得罪了什么重要的宫中嫔妃……

琼林苑的花丛之中，流言便如蝴蝶一般，处处飞舞着。

而对于大辽国的驻宋使拖古烈来说，这样大规模的社交场合，亦是他收集情报的好地方。宋朝皇帝的脸色极差，在各国使臣面前只露了不到一刻钟的面，便只留下礼部尚书王珪与鸿胪寺卿李陶作陪，悄无声息地众人面前消失了。拖古烈注意到宋朝皇帝离席之时，脚步虚浮，他一向很留意宋朝皇帝的健康状态——这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情报——但他知道赵顼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因此亦没有太放在心上。而且，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当皇帝离开之后，官员们才不那么拘谨，青壮派的官员们，借着酒兴，开始先行走动，不再固守于自己的席位，他们以同年、同乡、同党为特征，自然而然地分开了群落。这时候琼林苑正是花开的季节，来自天下各路军州，甚至是海外的奇花异葩，争相斗艳，自然亦会引起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的诗兴，因为这一日琼林苑全部开放给官员们与各国使者游园，更有许多的官员干脆便离席而去，三三两两结伴去苑中赏花，诗词唱和。

与萧佑丹不同，拖古烈今日的穿着打扮，与一般宋朝士大夫毫无不同，他说着一口道地的汴京话，穿梭于大宋的公卿之间，倾听着他们吟诗作赋，得心应手地品评着诗词的高下，往往以一句妙语，赢得满座赞叹。他巧妙地拉近自己与宋朝士大夫们的距离，让他们不将自己视为“外人”，然后才有机会不动声色地听他们谈论各种看似无关紧要的流言耳语，大部分的中下层的官员们对于朝廷的人事、政策，总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他们亦不以为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会是什么军国机密，觉得自己说的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于是亦放心大胆地在拖古烈面前高谈阔论。即使一些对辽国抱有极重的敌意的官员，也不怎么排斥拖古烈——的确，要区分拖古烈与一个普通的宋朝士大夫的区别，实在是太难了，而他又是一个极能获得人们好感的人。也有人有时候会故意在拖古烈面前炫耀着宋朝的国威，比如河北某州的一个官员怎么样有才干，大宋又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拖古烈总是耐心地倾听着，偶尔不卑不亢地回答几句，即不让他们太失望，也肯不让他们太满意。而且因为他对儒家经典、汉赋唐诗，乃至宋朝的学者的著作都十分熟悉，常常巧妙地引经据典来回答，让那些存心想诘难他的人，也不能不在心里佩服他的才智与学问。

但对于韩拖古烈来说，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的职责，为了那个将自己从微贱中提拔重用的雄才大略的大辽皇帝，亦是为了大辽朝的存亡延续。对于自己的国家，拖古烈内心有着极深的忧患意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南朝的潜力——无论南朝现在面临怎么样的危机，他都清楚，南朝已非昔日之南朝。这是一种感觉，一种如果你不在南朝生活，便无法体会到的感觉。忠烈、先贤二祠，白水潭学院，朱仙镇讲武学堂，每天练习弓箭的小学生，汴京城墙上的火炮，熙宁蕃坊，还有汴河上每日熙熙攘攘的船只，汴京街道上越来越多的太平车……每一样东西，都让他感觉到南朝的力量——那是一种平静下面的巨大潜力。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而拖古烈便恰恰是这样的智者。但这样的智慧，对他个人而言，却不全是好事。他感觉到时代在变化，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应当如何跟上这种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这只能让他产生极大的挫折感与焦虑感。

拖古烈所能做的，只能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祖国。

他深信大辽皇帝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大辽现在的道路，是契丹人唯一的选择。做为一个辽国人，做为一个辽国士人，拖古烈对一件事看得清清楚楚：游牧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这是有人类以来，就亘古不变的一条铁律。任何不肯改变的游牧民族，都注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灭亡，其中绝大部分，甚至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丝毫的印迹——能够有机会做出选择汉化与否的游牧民族，都已经是极少数的幸运者。拖古烈不会被历史的表象所欺骗，汉化也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是游牧民族灭亡，却从来都不会是因为汉化——这是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横向比较，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不肯汉化的游牧民族，在同样的条件下，永远比愿意主动汉化的要死得快，而且是快得多。

大辽的先祖们具备超凡的智慧，他们意识到不汉化就无法生存；但又担心汉化后又失去赖以立足的竞争优势，所以创建了南北面官制度。但是，仅仅在太祖皇帝死后，太宗皇帝一亲政，其理想便是成为中原的皇帝。他统率大军南下，击溃汉人军队，在开封称帝，留下大辽国永远的荣耀，也留下大辽国永远的教训。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自居于中国的正统；也是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对汉人心存敬畏。

辽太宗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原、河北的义军给击溃的。他离开汴京的时候，留下了一句名言：“吾不知中国之民难治如此！”

这是一句被刻在大辽历代皇帝心中的名言。

从此以后，大辽国就再也没有过野心要真正地兼并中国。与南朝和平共存，保持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实际上成为了大辽一百余年来最核心的政策。

契丹铁骑可以将阻卜人、女直人，将一切游牧民族毫不留情地践踏在脚下，可以无所顾忌地剥削他们，奴役他们，轻视他们。但是自太宗皇帝北还之后，契丹人就再也不曾真正轻视过汉人。

并且，契丹人、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改变。

或者说汉化。

当今的大辽皇帝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也许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拖古烈深信，对大辽来说，对契丹族与奚族来说，这都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惟有农耕，方能带来更多的、更稳定的粮食供应。

惟有将游牧改成畜牧，方能繁衍更多的牛马羊。

惟有如此，方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过上更富足的生活；惟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以及时间——惟有如此，大辽国才会有前途。

真正的前途。

破坏者只能暴虐一时，建设者才会拥有未来。

这一定会付出代价。也许是非常惨重的代价，但是拖古烈坚信，除此别无他途。为了未来，你不能惧怕眼前的牺牲。

但是辽国人也是矛盾的。纵如卫王这样的智者，甚至是拖古烈本人，也认为“北方的朔风，才能锤炼出英勇强壮的战士来”——他们都为自己民族的传统感到由衷的骄傲；而且眼前的代价如果过于沉重，则会遮蔽人们更为长远的目光……不仅仅是那些坚持祖制的反对者，连卫王、拖古烈本人，也并非那么一无反顾的。党项人为了正确的道路，已经代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国土。大辽远比他们幸运，经过内战的锤炼，国内主明臣贤，政治清明，兵强马壮……

但是一个想要汉化的辽国，一个正在汉化的大辽，反而却要迫不得已与南朝开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太宗皇帝失败的阴影，在一百多年后，始终笼罩在辽国君臣的心中。

这次，他们将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南朝。

信念坚定如拖古烈，都不由在心里要有犹疑，更何况他人？

大辽国也在一个巨大的三岔路口，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三个民族的命运，永远无法回头的命运。

至此时，拖古烈才深深地明白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凌牙门也有这么漂亮的荷花么？”一池绽放的荷花旁边，两个绯衣贵客毫无风度地坐在池边的大石头上，远离着人群，一面说着闲话。他们都是皇帝面前的新贵，在高丽，在南海，他们都是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人物，但是在汴京的官场，他们却只是普通的中下级官员，他们与汴京的官场，似乎一直相互排斥着。这种排斥，几乎是天然的。在这里，他们很难找到同伴，没有几个人与他们有共同语言。尽管大宋已经开拓海疆十余年，但海洋依然不是大宋关注的焦点。那里只是遥远的域外，是被放逐的地方。而他们的功绩，亦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被汴京官员背地里称为“夷官”。

“有。凌牙门的睡莲，不逊于琼林苑的荷花。但天下最好的荷花，应当是在杭州。”薛奕心不在焉的应道。他今天本来还幻想找机会与皇帝搭上话，当面陈叙他的设想，但是，九重之上，咫尺即是天涯，皇帝与他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不由感到一阵沮丧——他好不容易见到文彦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文彦博对他海船水军的新设想产生那么一丁点的兴趣，没有想到，文彦博却忽然告病。种种谣言显示，文彦博在密院呆不久了。原本他也曾寄望于石越再次进入中枢，或者退而求其次，盼着唐康得脱此劫，回来重掌沿海制置司。但是，从各种流言，他能猜到的，是唐康即使化险为夷，也很难再在中枢呆下去……这么些年来，薛奕从汴京官场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汴京的谣言往往比政事堂的公文，更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秦观久久凝视着池中的荷花，他似乎并没有太留意薛奕的回答，而是在出神。半晌，忽然没头没脑地说道：“高丽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议论说，朝廷允许他们出海的商船太少了；另一种议论却说，高丽国物产应有尽有，贸易有害无益，为了造船，不得不让许多劳力去深山中砍伐良木，浪费国力……”

“短视。”薛奕淡淡地回道。

秦观没有理会薛奕的评价，继续说道：“我在想，解决高丽的麻烦，也许应当全面允许他们的商船分享我们的航线与贸易，这样高丽于大宋的依赖，将更深更长久……”

“少游一点也不考虑南边那些海商么？”一个声音在二人背后响起。二人连忙起身回头，笑道：“蔡元长怎的如此神出鬼没？”

蔡京笑着在二人中间坐了，道：“我看你们才是神出鬼没，躲到这个地方来了。”

“叶祖洽拉了一帮人在那里吟诗作赋，我实在没什么诗兴，便和世显躲这里来了。”秦观笑着也坐了下来。

薛奕却笑道：“少游是石门有名的才子，他是怕我一介武夫为难，救我一命。”又道：“元长知道我的，我要有元长一半的本事，亦不至于躲到这里来。”

秦观知道薛奕是说蔡京长袖善舞，当下笑笑，岔开话题，问道：“文太傅到底是怎么了？”

蔡京笑了笑，回顾了一下四周，见并无旁人，方低声道：“被都堂的那一位排挤了。听说文公是昨天和那一位一道面圣回府后，气出的病来。宫里有人传，帝心生厌，密院要换主了。我看不日之间，文公便要自请出外了。”

薛奕听得更是意兴索然，不由叹了口气。却听蔡京笑道：“薛侯果真要想成事业，吕府、马府、韩府，你总要走一家的门子。”

“罢了。”薛奕摇了摇头，道：“我一介武官，奔走于执政之门，传扬出去多有不便。”

蔡京笑了笑，不再多说，转向秦观，问道：“方才子游说的是当真的么？”

“我想来想去，并无其余良策。”秦观点点头，道：“眼前看是吃了亏，长远来看，却是得利的。鼓励高丽出海，我大宋才是真正把握了高丽的命脉。”

蔡京默然一会，低声道：“若出此策，是雪上加霜。大宋的海商岂会答应？少游可知道，朝廷的海船水军，实际是由这些海商们养着。况且这些人在东南势力不小，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