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在郑国要求死战的，那是驷氏一族，他们家族的势力基本上控制上新郑的大半。

这些年不断和韩国交战，民众饱受其苦。

不是说战死沙场的苦，死就死了，两眼一闭，也就那么回事。

真正的苦难是不死的情况下怎么活下去。

譬如城中的农夫，当年子产变法之后，不少人是有了自己的私产私田的，等到铁器和新作物新技术传过来后，如果一切正常，他们的日子会过得不错。

比如原来只能用骨器、木器、石器来耕种，也没有垄作，也没有新作物，郑国的民众至少还能够活下去。

在原本的物质基础上能够活下去，一旦生产技术有了一个跨域式的发展，那显然是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的。

譬如原来，一家授田百亩，子产变法之后变为了私田，这在铜石并用的时代也就将将填饱肚子。一旦铁器新作物传来，同样的百亩就能生产原来数倍的粮食，生活肯定是更好的。

然而……郑国的大半数民众并没有如泗上一样享受到生产技术进步带来的利处。

连年征战，家里的地缺乏青壮劳动力种植……

这件事后世变法后的秦国可以无视，因为秦国集权变法，重农抑商，授田制土地禁止买卖，整个秦国都差不多，也没有大商人大贵族趁机兼并土地，毕竟没有办法和变法集权之后的国家暴力机器抗衡。

郑国就不能无视。

君主没能力集权，私有制私田制又早早出现在郑国这个中原地区最早富庶的地方。

农夫在前方打仗，家里交着重税勉力维持着家庭，稍微遭受一点灾荒，贵族、商人们就会蜂拥而上，夺走这些农夫最后的一点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农家的思潮会很容易在中原地区有许多信众、为什么非要重农抑商、市贾不二价、土地公有的空想学说会被底层民众推崇的原因。

对于底层而言，相较于中原的这种新时代将生未生、旧时代已经崩溃的状态，其实他们宁肯接受秦国那种重农抑商、遏制贵族、使得土地这个安身立命的东西最起码不被夺走的政策。

新郑自耕农面临的困境就是这样。

铁器的价格不低，牛马的价格更不低，又得缴纳各种甲赋，很难积累财富。

一方面粮食又逐年降价，货币开始大规模流通，农夫手里的钱更少了。

遇到荒年就需要借贷，借贷就需要支付高额的利息，后世孟尝君养士的一部分收入就源于高利贷的利息。

实在还不起了，就卖掉私田，或者沦为贵族的封地农奴，或者成为佣耕者。

魏韩不是来解放人民的，魏韩和郑之间的战争就是贵族之间的狗咬狗，可现实就是一旦魏韩联军攻入，驷氏一族肯定是要被杀掉大半的。

人死了，高利贷就不用还了，魏韩和带来的其余六穆贵族最多也就是继承原本的土地、扩大一下封地，总不能连高利贷就继承。

在泗上，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暴力手段，清除贵族，财富重新洗牌分配，使得民众享受到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红利，吸着九州各国的血不至于让泗上民众太苦。

就算不在泗上，如果墨家真的掌权，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贵族最多保留周礼制度下规定的一部分土地为私田，取消人身依附，多余的土地按照人口分配给民众，高利贷的利息只承认本金的一倍，一旦利息超过了一倍一律视作已经偿还了利息，多出的部分作为本金。

可问题就出在这：想要解决的手段很简单，和偏偏这些简单的手段不能实行。

如果要是实行，那也不用和贵族合力守城了，先得来一场起义。

这也是徐弱等墨者最头疼的地方，都特么死到临头了，郑国的贵族们还没有一丁点的自知之明，居然还在这件事上扯淡，根本不能答应。

能够答应守城拆除房屋会照价赔偿，这在一些贵族眼中已经是做到了极致。

宣传上畏手畏脚有所保留，这要是能够把民众鼓动起来才有鬼了。

在郑国起义那是自寻死路，而且上面也没有允许，私自发动那是要受到批判认为消耗了力量不利于长久的。

既是如此，那就还得保持着和贵族们“妥协”，但这种事一但妥协，就妥不出任何结果。

结果就是现在这样，空喊了半天，也不是没有信任，可就是触及不到民众最想要的东西，民众还是根本不愿意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