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楚王现在就表态不干涉宋国，不太现实，局面还未稳定，各国还在观望魏韩的态度，楚王在内部也必然面临着贵族的巨大压力。

但那些派出去测绘的人，当初说好了可是为了继承大禹遗志，一切与战事无关，这是各国都承认了的。

这件事楚王还是可以下令禁止伤害的，只是现在迟迟不下令，怕也是有用墨家安抚贵族的意思：战或不战，未可知，请贵族们稍安勿躁。

自苦以极派的意思也是简单明了，以暴制暴，以恐怖对抗恐怖，以杀戮对抗杀戮。

以暴制暴有时候是最好的办法，就像是抢劫杀人一样，讲道理固然有用，但抓到后判处极刑更为有效，用死亡的威慑来让对方投鼠忌器。

重要的是墨家确实有依靠刺客杀贵族的能力，适考虑一下道：“这也的确是个办法。”

“一方面和楚王交涉，另一方面以恐怖为威胁，他敢杀我们的人，我们就杀他们，贵族们未必齐心。”

“只要不齐心，那么这件事就大有可为。”

众人点头称是，也确实如此，只要贵族们不齐心那便有操作的空间。

楚王若下令不得伤害，如果所有的贵族齐心动手，倒逼楚墨开战，那怎么讲都没有用。

但只要有人因为这种死亡威胁而退缩，这件事的意义就不同，少数几个贵族选择动手，楚王便可以用违抗王命的理由动手收拾贵族，正好集权。

这件事要做就要赶快，皇父钺翎既然身上沾着血，那这也是个杀鸡儆猴的鸡。

当年田午是屠了武城以求拖住泗上追击的脚步，枪决田午的警示是为了天下诸侯以及大夫们考虑一下后果，不要轻易再做屠城的事。

今日枪决皇父钺翎，除了要让高高在上的贵族被底层践踏在脚下的矫枉过正外，更多的也是一种威慑。

贵族们不齐心，也未必就一定敢于殉道，只要还没有彻底翻脸，他们也不敢动手杀墨家的人。

泗上内部的事情讨论完毕后，便又提及了这一次宋国的善后事，也就是百家学派进驻宋国，分政分权自治的事。

…………

自从四五年前那场大辩论之后，农家的人便在泗上常驻，一部分农家子弟加入了墨家，另一部分则继承和发展了农家的道义。

这一次宋国的混乱中，农家的人也算是弄潮之人。

发展后的农家道义和墨家的道义逐渐开始出现了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是从一开始就有、且无法弥合的。

以泗上的村社为例，合作社制度的普及，使得农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但是墨家认为，泗上不足以作为整个天下的例子，因为泗上的军力足够并且掌握政权，所以可以如此。

天下别处的农夫大部分被困在土地上，他们对于大义天志的了解，并不足以支撑他们直接越过这道坎。

换而言之，泗上认为宋国的土地兼并、民众失地逃亡做工、流佣和雇工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是一种有利于天下的事，并且是支持的。

但是在泗上，为了保证兵员，以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合作的方式逐渐改变村社的形态：即土地集中使用是正确的，但土地集中于谁的手中是个问题。

农家最开始期待的模式，是贤者与民并耕、市贾无二价，以劳动量作为一种等价物，进行无利润的交换，譬如我种粮食所消耗的劳动换取同样劳动纺织的布匹，这样谁也不吃亏，做到真正的公平。

这也是因为双方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产生的分歧。

墨家自从适执掌以来，代表的是手工业者、城市小市民、工商业者的利益，兵员的主力是手工业者和自耕农，并且对于将来的构想是对外扩张、通过兼并土地和市场开拓，渡过艰难的“棉吃人”、“蚕吃人”的阶段。

农家最一开始代表的，却是无地农民的利益，这些农民承受着三重剥削，尤其是泗上之外的地方，承受着贵族君侯土地封主的剥削、承受着商人操控物价的剥削、承受着泗上手工业品倾销的剥削。

他们反对商人，嫉恨商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商人通过和贵族勾结，就像是盐一样赚取高额的利润，农夫本就需要承担军役和劳役，再加上这种支出，随时处在破产逃亡的边缘。

宋国靠泗上太近了，新时代的苦难在宋国上演的也越早，譬如靠近泗上附近的土地大量兼并，用于经营，提供泗上所需的农产品和原材料；泗上对于这件事也是一种默许甚至于支持的态度，因为泗上缺乏廉价的劳动力人口，宋国兼并土地，泗上发展工商的同时稳定泗上的兵员基石，一举两得。

这就是农家和墨家的分歧，也是经过发展之后农家所代表的利益：因为种种原因无地失地的农民。

适觉得等量劳动交换以至于市贾不二价的想法，是标准的空想，但他们自称的真正平等派倒也没有错，但是这么搞不行，也不符合此时市场无限、土地无限的情况。

那场大辩论之后，农家看到了一条新路，也就是泗上那边的村社合作制的路，他们便将大量的精力放在了泗上之外，希望通过宣讲从而越过泗上认为必须要走的过程。

因为之前是有公田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