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仁就说是内，是义就说是外，把爱利和所得到爱利混搅一起，不分内外，这是狂举。好比说左鼻孔出气，右鼻孔入气一样的荒唐。

墨子自己是反对“仁内义外”的说辞的，但是告子却用“仁内义外”的说辞去怼孟子，告子并未完全理解墨子的经义。

这位说出“性、食色也”的人物，此时在墨家内部远远比不过适的地位。

因为墨子整天听到的，是弟子们经常打小报告或是在聚会中直接批评说是“告子这个人，口言仁义但行为很恶劣，请将他开除算了……”

所以适对于高孙子说自己“不仁”这个定义，极为不安，而且极力想要说服高孙子。

想要说服，就必须要用墨子的定义，否则的话那就是墨家和其余别家的辩论的，后果很严重。

用墨子的道理，那叫内部讨论。

用外部的道理，那叫叛了墨家之义，以别家学问攻讦墨家。

别人可以这样说，他这个候补的七悟害这么说，那就可笑了。

其实适很明白墨子的想法，因为“仁”是个好词，墨家已经担着“无君无父猪狗不如之禽兽”的骂名，所以不可能再自己说自己“不仁”。

墨子耍了一个小花招，把天下都认为很好的词汇“仁”，变换了意思，变为了纯粹的爱。

从始至终，墨子一直在说“仁就是爱，而且是爱自己的那种爱，所以每个人都有仁，只是仁的程度不同”。

墨子把仁换成了爱己之爱，也就把儒家评判仁不仁的意义给毁了。

因为儒家的仁，更像是一个标准，拿着这个标准量一量，然后评价说这个人仁、这个人不仁……

墨子这么一改，意思全变了。

墨家语境下，你不能说这个人仁还是不仁，你只能说这个人和别人比是不是更仁或更不仁。

仁从一个魔幻的、模糊的标准，在墨家语境中变成了一个只有比较才有意义的东西。

一旦仁变为了一种如同高矮一样的东西，就落入了墨子的“物甚长甚短，莫长于是，莫短于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于是”的逻辑陷阱。

给你一根单独的木棍，你说它是高还是矮？

很明显没有对比高矮也就没有了意义。

也就是说，墨家定义的“仁”，就是爱，存在的意义，也仅仅是为了逻辑辩证“兼爱”的可能性。

兼爱，有两个先决条件。

爱，存在。

天下的人不是无穷无尽的，而是有数量的。

只要这两个条件满足，在逻辑上，兼爱是存在可能的。

于是墨子给出了验证过程。

“仁、爱己、爱体”。

“无南者有穷则可尽，无穷则不可尽。有穷、无穷未可智，则可尽、不可尽不可尽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尽，不可尽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尽爱也，誖。人若不盈先穷，则人有穷也，尽有穷无难。盈无穷，则无穷尽也，尽有穷无难”。

大家都认为好的仁，墨子没有直接反对仁，而是将仁的概念换为“爱自己、爱个体”，不再是一个结论，而是类似于几何学的初始假设，是为了证明后续观点。

天下的人呢，又不是无穷无尽的。为什么说人是有穷尽呢？你墨翟数过天下有多少人吗？

墨子说，我没数过，因为我随便指向南方，你说南方这片土地有没有穷尽？

假设土地空间是有限的，那么人没有填满有限的空间，可证人是有限的、可以数过来的。

假设人填满了有限的空间，既然空间有限、即便人填满了也可以数过来。

假设空间无限，那么人填不满，就证明人不是无限的，还是能数过来，因为无限的人可以填满无限的空间。

假设填满了，就证明空间无限是不成立的，无限的空间不可能填满，被填满的也必然不是无限，所以有限空间内的人还是有限的。

由一可知爱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

由二可证人是有限的。

所以对有限的人尽爱，也就是兼爱，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是自洽的。

因为墨子不承认儒家的仁，但是仁又是个好词，他又不能直接反对仁，所以就偷换了概念，将仁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定义，这就导致了许多墨者有些难以理解。

这就像是，天下主流都说这是只鸡，墨子讨厌鸡，但是天下人都喜欢，于是墨子指着旁边一只鸭子说这是鸡。然后讲学的时候说：“我喜欢鸡，你看这只鸡，有脚蹼，扁嘴巴，多可爱……以后这才是鸡，那种尖嘴巴没脚蹼的玩意不是鸡。”

对外，自然是有好处的，总不至于把一些对仁义还有幻想的人吓走，毕竟墨家已经无君无父禽兽不如了，要是连仁都反对，那真是想成为显学太难了。

但是对内，也就产生了许多古怪的难以理解和误解。

这就导致出现了很诡异的情况，儒家骂墨家都骂道禽兽不如的地步了，但依旧没说墨家不讲仁义。

毕竟墨子整天在讲仁义啊，总不好说人家不讲。甚至于战国末期，提起仁义，那必然是仲尼墨翟并列。

但若是仔细想想，墨家的仁义，和儒生、和此时天下主流理解的仁义，完全不同。

适觉得，这大可以为称之为“墨家特色仁义”。

换而言之，这不是大众眼中的、主流意义上的“仁义”，而是用墨家自己的一套东西，披上了“仁义”的名。因为这是个好东西，大家都喜欢。

墨家起步的时候，终究是天下之“下流”，想要发展在初期就要借用“上流”的正确，借用仁义之名，然后再费劲心思把仁义改成完全不同于时代主流的意思。

终究，流行了数百年的话语权和理所当然，不是那么轻易改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