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从这时候说起的自古以来，有周一代的政字已经单纯地从大司马负责的事务逐渐变为了“公事”的意思，用在这里正合适。

当年冉求回家晚了，孔子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冉求说有政事。孔子当即就正色道：你那不能叫政，要叫事。公事才叫政，你给季氏当家臣替他办的叫事……

如今既是公意，以此为名算是恰到好处，并无突兀。

在之前两天的聚集中，辩五十四已经说清楚了墨者们想要陈诉的道理。

墨子既然将公共意志为“上”，但这个“上”不是人，而是一个虚化的东西，所以不可能自己来把这意志执行了。

若真有什么集信仰公意之力能够凝结出一个人格的人，那倒简单了，奈何不可能。

因而需要在众人之下与公意之上间，存在在一个中介者，这个中介者由特定推选出来的贤人担任，这些贤人的作用就是想办法保证至上的“公意”的实施。

本质上，每个人都是上的一部分，但如果是单独的人则完全是下，所以下要从上，既是从上也是从自己。

这个逻辑解决了墨者尚贤、天志之中的“下从上”中的上，到底是什么玩意的问题。

这个不解决，上很容易就变成君王，如今走到这一步已经可以不是君王了，至少不可能是绝对权力的君王了。

当然这东西在此时国君都能被逼着自杀的天下也罕有，初步变法的魏斯勉强算半个，别国还早着呢。

虽然现在政之府还未成立，但这个作为墨者定义中的“上下”之间的中介，已经可以在想象中存在了。

关于杀牛的律法，适提出的建议并不是很好，但却可以在短时间内彰显这个即将成立的“政之府”的作用，加深民众的印象，方便日后进一步增加所拥有的权限。

反正日后有机会还是可以修法的，此一时彼一时，估计偷牛的也不算太多，地方也不大，墨者还赔得起，日后等有收税权了再慢慢修正。

参与讨论建议的墨者考虑后，也纷纷同意，适便拿着纸将刚才讨论通过的建议问出去，询问众人是否同意。

众人或许不了解介于上下之间的中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却很喜欢这种处置方式，纷纷同意，也觉得这个办法极好。

首先丢了牛最想要的是牛，而不是惩罚那个偷牛的，这是出于私利；而如果只是惩罚那个偷牛的，则只是为了别人少受类似的损失，却无法顾及自己的利益。

众人叫好声中，适便道：“如此，我就算是同意了。我便将此律令记载在‘盗法’一章之中。我可下笔了啊，下笔了除非是下次大聚，否则可不能改！”

下面的人喊道：“那就快记下吧，我们都同意。”

适提笔写完，又将这律令大声地宣读了一遍，确定每个人都听清楚后，很郑重地将手中的纸放到一旁。

这是定下来的，不是讨论，几日后是要在场的每个人都按上手印或是写下名字以确定生效的。

反正人多不多，小地方这么管辖、墨者的数量又多，正可以如此管辖不留死角。

写完这一笔，适却没有继续下一个关于盗窃如何定罪的问题，看了一眼墨子，见墨子冲他点头，便大声道：“就像刚才偷牛之事，纵要解决，也需要有人抓捕、有人执行。”

民众们纷纷道：“你们墨者去抓就是。我们让你们抓。”

下面的人一说完，墨子莞尔一笑，知道时间太短，民众终究还是没有理清楚其中的“名”。

墨者重名，也重名正言顺，所以《墨经》中花了大量的篇幅给一些东西做定义，就是防止有人口舌狡辩，也因此适提出那些不容易造成曲解本意的标点时，墨子大为称赞。

这个名，未必一定要让民众立刻明白，但是墨者却不可能不讲清楚，这叫名正言顺，墨子极为重视，当然更重视名的解释权。

适冲着下面众人笑道：“你们错了，不是让我们墨者去抓，你们同意我们墨者这么做。而是你们让政之府的人去抓，你们同意让政之府做你们的公意与每个人之间的联系。”

“墨者只是因为恰好有这个能力，所以被你们认可将来组成政之府，这一点万万不要混淆。明日我们墨者若是改了个名字，叫儒者了，那可怎么办？”

民众都笑，喊道：“那就依你说，写下来吧写下来吧，这又不重要。”

适笑笑，暂时也没说什么，又道：“还有一事。墨者自然是行义的，只要利天下绝无二话。只是若是将来墨者不够了，又有人恰好擅长捕盗，又未必是墨者，既要维护众人公意，他也得吃饭啊。所以，税、赋不同，你们是知道的，这就是税的作用之一。”

众人均想，原来税是做这个的？我却不知，以前让缴纳帛税、粟税我们便缴纳，还真没有人说清楚是做什么的，墨者这么说，确有道理啊。

可转念一想，自己已经交了一份税了，难道成立这政之府还要再缴一份税？虽说这是为众人之利，可要是再缴一份税那可不好，况且你们墨者为什么不把税从国君那里要来？

或你们和国君讲明白了道理，国君就会把我们的税还到政之府手中吧？

不只是一个人这样想，不少人乱哄哄地喊道：“你们墨者和国君讲清楚这样的道理，让他把我们缴的粟税、帛税、麻税都交还到咱们的政之府中不好吗？你们既有本事，又有手段，也能见到国君，这道理又好理解，我们都能理解，国君或会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