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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他老父亲阮瑀早早地死了，他爱怎么活怎么活。《晋书》里他的传记就是一个“段子”集合：他对讨厌的人把白眼翻上天，也对志同道合的人青眼有加。他不顾叔嫂有别的礼教为嫂嫂送别，也不管男女大防为素不相识的少女哭丧。他醉卧美妇人身边，他也拎着酒缸赶着车、穷途末路之际就泣血哭嚎。他爱酒，酒量却不好，喝高了就铿铿铿地弹琴。传说，有一曲叫《酒狂》的古琴曲就是他写的，那曲子跌跌撞撞，无比糊涂萎靡又有极致的慷慨和激昂，把这个一辈子和自己拧巴的人心里的纠结流传给了后人。

阮籍是竹林名士的领头人，他的行为模式决定了竹林集团的气质——极端的浪漫、自由、个人主义。这一点，阮籍多多少少继承了他老爸阮瑀的衣钵，他们都和代表了社群强制力的政府保持距离。只是阮瑀在躲不过去躲没有意义的时候放弃了他的隐居，而阮籍，他名声太大，时时刻刻有人盯着，出了什么事他都得表态。但他偏不。终其一世，耍赖也好，佯醉也好，他就是不往你们的“套路”里跳。

阮籍有过三次做大官的机会。一次是正始年间曹爽邀请他做参军，何晏夏侯玄他们正在搞改革，很多有名望的人都持观望态度，阮籍拒绝了。另外一次是高平陵政变以后，司马家上台，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向阮籍求婚，希望阮籍将女儿嫁给司马炎，有了这层姻亲关系，阮籍一定会得到一个体面的职位，结果，他大醉六十天糊弄了过去。他也会主动求官，但都带着一种嘲弄的“嬉皮”精神。他向司马昭求过一个东平相，去了之后又是砸窗户又是敲墙，把衙门变成纳凉广场。再之后，他主动求了一个步兵校尉，却是为了步兵营的酒。他把“正常”的价值观扰乱颠倒，神气得不得了。

但阮籍，他也不是完不问政治的世外高人，相反，他在对立的政治势力之间腾挪辗转，很有和稀泥的本事。他第一次被邀请做官的时候，太尉蒋济和曹爽都想招募他。蒋济在齐王芳的正始年间封了太尉，是个信仰礼法的人，在个人生活和执政方针上是与司马懿一伙的。相反，曹爽聚集了一帮贵族子弟，很有点后来的“名士”习气。蒋济为了取得阮籍的支持，抢先征辟他做自己的秘书。而阮籍，先谦虚了一番，说魏文侯请子夏当老师，燕昭王请邹衍做老师，自己坐在学生的座位上，是有德的人礼贤下士的做法。不过我虽然身处陋室却没有邹子、子夏那样的德行。能做的也就是好好种田，好好纳税，现在你让我做官，我做不了啊，你还是收回成命吧。蒋济看他这封信有点半推半就，心想也许他是故作姿态，没想到等派人去接他的时候，他已经跑了。后来乡亲们对此很不满，常常指责他。结果他无奈去做了蒋济的秘书，做了两天，找了个理由，又跑了。

你看，阮籍不仅滑得像条泥鳅，而且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滑法：蒋济和曹爽争夺阮籍的支持，阮籍不动声色地稍微往蒋济那里挪了挪。于是你就能清楚地看到，对于将要得势的这一方政治集团，阮籍虽然不愿跟他们绑在一根绳子上，直接做法就是：他当了官不做事，或是屁股还没坐热就辞职，但还是以示区别地给了他们一点面子。就是这点微妙的面子，告诉天下人他不是个反对派，又给自己的独立留了余地，他不像嵇康一样黑白分明，更多的时候站在灰色地带，进退有余。

你实在很难看出这样的阮籍是一个政治敏锐度不高的人，但他就是不愿意做官。一般人认为阮籍同情曹氏，对司马氏的统治不满。但就上面说的事情来看，他却又不买曹氏的账。司马氏派人在皇宫门口把小皇帝曹髦一剑杀了，阮籍甚至连像嵇康一样组织起义的念头都没有动过。

他的那些反抗，大多是空口白话，却起到了重要的扬名立万的作用。于是他独立文人的名声越发地响亮起来，在旁人看来，他似乎还总是承受着被迫害的危险，实际上他相当圆滑：比如说做司马昭秘书的时候，司马昭正认真听一起弑母案的裁断，阮籍冷笑一声，司马昭连皇帝都敢杀，是无君无父到极点，这会儿倒装模作样审起案子来了。于是他忍不住在一边讽刺说，杀爸爸可以，但是不能杀妈妈。听到这种违逆的话，司马昭很生气，阮籍赶紧改口说，因为禽兽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杀父亲是跟禽兽一样，杀母亲是禽兽不如。阮籍不敢惹司马昭，但写劝司马昭当皇帝的“劝进表”时，为了表现自己的无可奈何，写那张劝进表之前他喝得烂醉，恨不得写那文章时是有人附体，不是他阮籍写出来的。

谁也不得罪，谁也不反对，阮籍还真在这个激烈碰撞的时代，找到了一条安的裂缝，躲了进去。与他一起长大的朋友们，在血火权谋间挣扎甚至赌上生命和家族前途的时候，他坐在他的裂缝里，左看右看，抱着他高尚的名声，犹豫不决。

有个好名声代表社会的认可。“爱名”是汉末清流留下的遗产，这是他们正直的标志。况且，曹操因为被许邵评价了一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声名鹊起，之后的王衍、谢安都是因为名气大，才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干之前就得到了众人的关注，这都说明，名声是最厉害的无形资产，有了名气好办事。

但是，当一个人抱紧自己的清誉安睡的时候，失去的就是开拓的勇气。如果阮籍天生就是个庄子的信徒，不喜欢入世，不愿意开拓进取，那么名声是锦上添花，倒也好说。只是，对阮籍这样一个“少有济世之志”的人来说，就是痛苦，一面他内心经世救国的潜意识在蠢蠢欲动，另一面又一次一次地捆绑住自己：不能去啊，去了就没命啦。

所以阮籍的内心总是在徘徊纠结，他不像嵇康，嵇康企图超脱君父社会去达到个人自由的无政府状态，哪怕是傻，也坦坦荡荡；就算是死，他也觉得是殉道。而阮籍，一面他和嵇康一样，想像庄子一样追求精神的洁静，所以他写《大人先生传》，描述与造物同化，不受名教约束的大人。他讽刺那些当权的“礼法之士”不过是裤裆里的虱子，沿着裤裆里的线战战兢兢地爬着，生怕违反了礼教。吃着人的肉好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一旦出现了战争，那些大城市覆灭了，这些小虱子在裤裆里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停止对于儒家的君慈臣忠的社会结构的向往。他登临广武山，对着楚汉争霸的遗迹忍不住叹了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的咏怀诗里常常有羡慕上阵杀敌、渴望建功立业的句子。比如“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他羡慕的英雄，不是庄子，不是楚狂接舆，而是刘邦项羽，他以一种出世的姿态捆绑住那颗入世的心。难怪叶嘉莹说他那八十二首咏怀诗像是蒸笼里的馒头——大同小异。他给后人留下一个潇洒的形象，但内心却并不超脱。他咏的诗，到处都是心迹，来来回回就是两个字：纠结。

抽几首《咏怀》来看：

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