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敬斋上午先是去了广储门外的茶馆，闲谈间便借机向一些茶客打听了焦应元的事。果不其然，那些人就没一个说他好话的，都说此人好赌，甚至连公中祖屋都要卖掉还债，实在是败家。

到了下午，被他派去前往焦母住处周边打听的手下也回来禀报,说不管是周围店铺的伙计掌柜还是卖菜的邻里街坊，众人都说王氏为人持正，和蔼可亲，可自从她大儿子开始打官司乱攀咬，老太太几次去衙门作证，搞的身体就大不如前。

到了此时，方敬斋心中已经认定,不管本案是不是诬告，焦应元这人的人品实在太烂。在他这个老刑名看来,焦应元之前敢屡次诬告，与朝廷在刑名上“抓大放小”的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

清代诉讼案中有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诬告现象十分普遍。民间对于诉讼一事，有着“无谎不成状”之说。告状之人或为利益、或为报仇、或为胜诉，他们往往会在诉讼之时夸大其词，甚至是胡编乱造。

这年月一件诉讼案从头到尾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即放告、准驳、审理与覆审；只有完成这四个步骤，一件诉讼才算完结。民事案件的放告都是逢三六九日才会接状子，除此之外的日子，官府皆不受理。

有清一代的司法制度沿袭前明的“慎刑”原则，为防止审案官员滥用刑罚，清廷是制定出了十分严格的复审体制，即徒刑以上的案件需要经过按察司和刑部的复审，复审通过后方可执行相应的刑罚。

与复审制度同时进行的，就是更为严苛的官员责任追究制度，即若上级司法官员在复审的过程中，发现下级官员有错判的行为,那下级官员就要受到严惩，轻则罚俸罢官，重则脑袋搬家。

其实如果是秉公执法，倒也罢了。可关键在于，下级官员本身就不干净，他们宁愿在民事案件上抓大放小，从轻发落，也不愿意去承担一丝一毫的风险。

对于诬告的案件，府县官员在审理时，为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往往不会依法判决，对于诬告者多是从轻发落，这也是焦应元之前三次诬告的结果都是训诫了事的原因。

如此一来，百姓为了让自己的案件得到重视，往往会把轻案伪装成重案，以求重视。因为遇到杀人抢劫、谋反之类的重案，无论地方官员愿不愿意，都必须受理。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让方敬斋困惑不解,焦应元身为监生，理应懂得诬告谋反会受到什么后果。之前他三次诬告都没攀扯重案，为什么这次就告堂兄焦循伙同其他文人以及自己的三个弟弟谋反呢？

要知道《大清律例》中对于诬告者的惩罚是很重的，基本上就是诬告他人什么罪行，他就会被加倍处以什么罪行。谋反这种事从朝堂到地方上都十分重视，一旦查出是诬告，诬陷者逃不脱一个凌迟的下场。

他晚间回到府衙跟马慧裕禀报后，马知府第二天上午便开出牌票，又写了份公函，让手下拿着去江都县衙，由县里出面拘拿焦应元。

到了这一步，不管是马慧裕还是方敬斋，还都想本着大事化小的原则，毕竟焦循之妻是新科翰林阮元的表妹，不敢不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