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殿内，刘皇帝吩咐喦脱将张昭扶着坐下，老学究已是垂垂老矣，哪怕拄着拐杖也需人搀扶，不过觐拜之时，露出了少有的精神矍铄之态，隐有红光照面，有些开怀，有些兴奋。

足有二十多名内侍，抬着一些箱匣入殿，整齐地摆放开来，打开盖子，露出真容，是一本本收纳整齐的书籍，隐隐还能嗅到些墨汁的味道。

刘皇帝接过喦脱代呈的书目总纲，简单地看了看，轻笑道：“这就是集贤殿最新的成果？朕可早有耳闻，号称古往今来第一类书啊！”

闻言，张昭一脸的笑意，脸上的褶子几乎挤在一起，亲自向刘皇帝介绍道：“陛下盛赞，臣代表三馆纂官拜谢！

臣等奉敕编纂，数十大臣及三馆学士，耗时六载有余，今终有所成，向陛下复命。此书涵盖古今，包罗万象，引古书总计一千余种，类集而成，得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计一千卷。

还请陛下审阅！”

张昭很是兴奋，他是个爱书的人，也是当世少有的藏书大家，对于能够领衔玉成这等继往开来的典章之作，自然大感荣幸，而能得到皇帝的肯定，就更值得高兴了。

而刘皇帝闻之，则嘴角抽动了一下，这大小十几箱，上千卷书，如何审阅？不过，看张昭如此激动的反应，态度还是郑重的，认真地翻看着目录。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刘皇帝在大汉文化事业上，还是给了不少鼓励的。对于那些学士鸿儒，待遇优渥，每年也划拨为数不少的款项以支持编书，尤其是史书，刘皇帝更是重视。

大汉的宰相们，也都参与其中，除赵普之外，基本都会挂着个集贤殿大学士，或者监修国史的头衔。

前宰相薛居正，更曾花费了近十年时间，在三馆带领文士们，编写了大量的史作，可以说，在乾祐中期到开宝年间，大汉诞生了大量的文史著作。《新唐书》、《国史》、《三代史》、《实录》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而唐末以来混乱的中国历史，也得以梳理清晰。

开封三馆，曾经过两次扩建，洛阳更是堂皇，到如今，国家藏书至今已然突破三十万册。要知道，大汉刚刚建立时，三馆藏书还不足其十一。

其中，除了少量地方进献之外，都是朝廷花费了大价钱从民间搜集网罗的。当然，南唐在这方面有莫大的功劳，当年，太子刘旸从金陵宫廷一次性地收获超过十万卷藏书，作为战利品，运往东京。

从刘皇帝对藏书、编书的重视，就可以看出，他在文治上的努力。而这些年，大汉民间的文化氛围，也是日趋浓厚，就洛阳城内，每年各种文会、诗会，也几乎成为一种流行了，不论是乐在其中，还是附庸风雅，与者甚重。

虽然文臣的地位仍旧相对处于弱势，但大汉的文化事业，却毫无疑问在蓬勃发展，民间的活力也是与日俱增。赫赫武功之下，大汉的文治，也算薄有成就。

张昭此番所献类书，也是开国以来动用人力最多，耗费时间最长，广引古书，集炼而成。最初也是由薛居正主持，后来薛居正外放剑南道，又由张昭替之，而朝中重臣，如魏仁溥、陶谷、刘温叟、李浣等人，都曾参与，至今方成。

或许就是缘分吧，编纂此书的提议，最初还是年轻的赵匡义上奏，刘皇帝方降敕命。此时见到成书，刘皇帝心中也是了然，这就是“太平御览”。

不得不说，刘皇帝对于书籍、文化什么的，并没有多么的热忱，他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无不出于政治意图。

如今书成了，心头也没有多么地触动，但态度还是要表现出来的，至少，这也能代表他刘皇帝当朝的一项功绩了。而编此书，本身就是一桩浩大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