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安德鲁离开巴塞罗那的前10天，也就是12月16日，被誉为外省“超级恐怖分子”的卡里埃，被革-命法庭判处了死刑，而且当日就送上断头台。

而在此数周前，罗伯斯庇尔从断头台下拯救的71名吉伦特派的同情者，包括托马斯-潘恩等人都被恢复了国民公会的代表资格。

此刻，巴黎乃至全法国的政治风向转变已彻底完成。只是即将到来的1795年，并非大部分人认为的和解一年，反而成为复仇的一年。

尽管巴黎警察局长德马雷，在写给安德鲁的密信中反复提及，巴黎市民普遍欢迎关闭雅各宾派俱乐部和处决卡里埃的决议。然而，安德鲁对此不以为然，那是他确信这位巴黎警察局长显得过于乐观了，从而犯下一个“幸存者偏差”的认知错误。

在大恐怖消失之后，经济问题也再度成为巴黎的大麻烦。

虽说安德鲁准确预见了1795年冬季的超级寒冷，使得国民公会领导的中-央政-府各部门齐心协力，不断从富庶的德意志中部、意大利半岛南部、伊比利斯半岛、北美大陆，甚至是北非一带采购粮食，但也只能满足各个城市居民的基本口粮。

值得庆幸的，由于北方战线在半年前移到荷兰境内，使得里尔到敦刻尔克一带的煤矿，彻底摆脱了战乱威胁，其产量一下猛增到一年之前的六倍有余，而且价格还下降了30左右。

由于大量的廉价燃煤，持续供应到首都和巴黎盆地，加之安德鲁指导发明的“新式蜂窝煤技术”的广泛传播，使得北方各个城市，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大规模冻死人的惨烈现象。

但是在中-央政-府难以顾及到的广大乡镇与农村地区，饿死人与冻死人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于是，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开始自发的集结起来，涌向拥有廉价粮食和温暖炉火的大城市。

来自城防宪兵部的报告中证实，在最寒冷的那个月里，来到巴黎的外省难民数量，每天就多达两千人，而且这个数字，还是沿途各城镇拦截流民之后的。

在糟糕的环境下，巴黎依然我行我素的进行着反对雅各宾派的政治斗争。

如今，巴拉斯和弗雷隆麾下的“金色青年团”已经成功控制了巴黎的每一个剧院。一旦剧院里上演了右派分子不喜欢的左派剧目时，这些人都高呼“人民在觉醒”的战斗口号，或是高唱《马赛曲》作者鲁热-利尔，谱写的《热月九日之歌》，大肆的破坏演出。

在大街上，头戴红帽子与高唱《马赛曲》的人，会受到嘲讽与攻击，自由树都被砍倒，大恐怖时期的口号标语也被涂抹干净。

不仅如此，“人民之友”马拉的塑像被公然捣毁，整个城市掀起了一阵反马拉崇拜运动，甚至有人宣称要将马拉的遗骸从先贤祠里拖出来，扔到郊外的荒野里喂狗……

面对右翼分子的挑衅，巴黎东部各区无套裤汉残部，依然在顽强的加以反击，只是这些革-命者失去了他们的领导机构巴黎公社，加之身为左派领袖的比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等人，现如今一个个都麻烦缠身，而无法公开领导东部群众加以反击。

于是，很多无套裤汉稀里糊涂的选择了一种更极端的做法，他们积极响应律师巴贝夫在左派报纸《人民保民官》的号召，决定发动一场新的人民起义，继而推翻腐朽反动的国民公会，恢复《1793年宪法》，并贯彻其中的民主精神。

毫无疑问，巴贝夫和众多无套裤汉的这种不理性做法，最终适得其反，也正好落入右派分子精心设计的圈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