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非常愿意帮助苏维埃政权，准备全力帮助国家，但是当局不让他们发展，因为当局对农民的粮食规定固定的价格，可是农民购买东西却无法按固定的价格。

有人刚把农业发展了，就立刻被当成了富农来对待，并且还被剥夺了选举权，这就是说当局希望所有的人都过穷日子。

应当给农民自由，让他们发展，让他们发家致富，因为农民在养活整个俄国，整个俄国都靠农民来供养，怎么能不给农民自由呢……

我们只知道国家需要粮食，去哪儿拿？

向农民要，向农民要税，向农民要粮，而农民除了种地获得的收入之外没有别的收入。”

我们国内形势的恶化，首先是由于农村形势、农业状况恶化的结果。

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除了一小部分贫农以外广大的农村都在反对我们这一事实。

现在党在粮食收购方面的问题提得太突然了，这会造成不良后果，因为农民对压榨感到愤慨。

如果我们现在到各村去并且用各种收费如农业税、保险金、贷款、股金等等去压榨农民，那就是我们改变了以前的法令和决定。

照我看，这像是军事，甚至还要糟糕，因为在和平环境下农民是不会接受这种急剧转变的。

现在不是20年代，因此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威望会受到损害，事态会发展成公开的愤慨。

您认定苏维埃制度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联合的社会化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之上，因此，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将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使“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要加速工业化，就亟需大量资金，资金从哪里来――从广大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中“挤”出来。

可是农民们又不愿意按照政府的意志和意愿（或者强制无偿收缴，或者按照远低于其成本的价格征缴）交出粮食，于是将农民们赶进集体农庄便是一条捷径。

所以您要求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

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被彻底废止。

然而，集体农庄在用强制手段确保高效收缴粮食的同时，却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既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内容，也不再是自己的劳动成果的主人，这从根本上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苏联农村，这种危机就已彰显。

农民破坏生产工具、大肆盗窃集体农庄财产，任凭粮食霉烂在地里也不去收割入仓，大幅度地削减播种面积，甚至爆发农民暴动。

仅1928年上半年我国各地就爆发了150多起农民骚动事件，1930年2月和3月共发生7576起农民骚动事件、3263起暗杀恐怖活动、2009起散发传单事件，如此种种都是农村危机的表现。

在我看来，如果这种政策继续延续下去，而不做改变的话，在我们内部将会爆发出新的集团。

这种行为在许多人看来甚至不是反革命，甚至是正当的，他们还能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这不是依靠国家政治安全局就能镇压的下去的。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我依然对你保持忠诚，但是我希望您能够考虑我的意见，起码对于农业集体化政策做出一些合适的修改。

——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