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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讲到明、清两朝对外贸易中出现了“通事”此殊群体，因两朝对其处理不同，效果也就截然不同。

“通事”的地位仅次于行商，其主要的职责是将中国清朝政府的有关法令传递给外国商人、通关报税及登记船舶出入和发放牌照，同时负责监督在广州的外商、管理买办以及传递清政府给澳门理事官的命令。

“通事”们具体的职责有以下几种：其一由于“外国洋船每年来中国贸易者，俱停泊于省城之黄埔地方，听粤海关征税查货。”所以，当外国船只来到黄埔后，他们就要陪同海关官员到船上，“检查货物，替税吏们填写税表，呈报海关监督衙门以被登记，以及后期征税。”

“通事”们还要代为请领卸货和装货的许可证，办理各种通关手续，并经管税钞的账目。若夷商需要入城，则“专责行商、通事将夷商及随从之人姓名报明地方官，及臣与监督衙门查核，勤加管束，毋许汉奸出入夷馆，结交引诱。”因整个明朝两三百年来，沿海地区都被倭寇、海盗、番鬼折腾得精疲力尽，须严管！

另外，清政府对洪仁辉事件的调查结果中有一项是：“其验轿银七钱，据家人、书办七十三等验供，验货之日或遇天雨，通事代雇轿子。”由此可见，在来往广州和黄埔的过程中，官员们的生活都要由通事来照顾的。其次，在广州城内，清政府关于外商的有关规定也要由“通事”负责将其译成外文再传达给洋人。

例如，在广州的外国人，“凡遇节令喜庆，及船只往回口岸之际，必演炮数通，以宣扬利市。”但清政府“即令“通事”谕禁，也就是不许在内河放炮，因为这不仅会扰民并引发秩序混乱，还代表藐视官府威严。

此外，有关需要外国人传递给海外华人的官府法令，也由“通事”翻译成外文后，交给在广州的外国人。例如西元1717年，康熙帝禁止中国人前往南洋贸易，并为了让海外的华人知道，“著令洋行、通事将内地禁例告知夷商，令其回国。”其三，“通事”负责传递在广州的外国大班和在黄埔的外国船只禀请的条文。

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在澳门的外国人如果有事需要禀请，先由“夷目”告知“海防同知”，再由“海防同知”转告“海关监督”，而在广州的外国人遇事必须告诉行商、通事，因为夷商“例禁入城，兼之语言不通”，所以，“有应禀之事，当令保商、通事代为传递。”其四，“通事”须协助官府对在广州的外国商人进行监督。

清朝乾隆年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夷商梢在粤者不下数千人，虽有巡查文武员弁多人约束，并责成行商、通事稽查。”且“如夷商有置买货物必须出行，该通事、行商亦必亲自随行，如敢故纵出入，滋生事端以及作奸犯科，酌其情事重轻，分别究拟斥革。”说明官府可隨時對“通事”的不作为进行相应处罚。

而且，外国人在广州日常生活也要由“通事”来陪伴，“在馆居住夷人，只准于每月初八、十八、廿八三日在附近之华地海幢寺散游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十人，限申刻回馆，不准在外住歇饮酒，打入非应准出游日期，及同游至十人以外，并赴别处村落虚市游荡，将行商、通事一并治罪。”说明官府对洋人管的很严。

其五，监督在广州同外国人有联系的行外商人和内地商人。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广州的行外商人逐渐成为对外贸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这说明，清朝前期的中外贸易已经出现了“民间走私”和“偷税漏税”。

“即买卖货物，亦多有不经行商、通事之手，无籍店户私行到馆诱骗交易，走漏税饷，无弊不作”，为了遏制行外商人的发展，规定“保商与“通事”，须派可靠交易人员，前往商馆驻守，察看有无铺户私来与欧洲人交易？官府“责成通事、行商实力稽查禁止，如敢狥纵，与受雇应役之人一并惩治”。严查走私偷税。

由于明朝官府并没有在制度上对“通事”进行管理，因此他们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比较大。首先是“火者”亚三。“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杖之。彬大诟曰:‘彼常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邪?’”这造成了明朝内部大臣之间关系的紧张，于是再明武宗死驾崩，亚三被正法了。

亚三的行为给葡萄牙使臣带来了负面影响，对葡萄牙使团出使明朝造成最终的失败，亚三难逃其咎。后来，“通事”李叶荣“敢于触禁私通，以接济牟利”以致“红夷（此处指英国人）突如其来，迁延时日”。

李叶荣将大明朝廷给英国人的信件私自改动，造成了中英之间的武装冲突。到了清朝，随着整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加强，“通事”成为公行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由官府发文派充，并成为了负责中外事务的一种“半官方性质”的特殊群体。但是，“通事”们也给清朝的对外政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破坏了外国人的补给品供应贸易体系。在公行制度中，外国人在广州商馆中的生活必需品由商馆买办负责，在黄埔船上的外国人的补给品则由船上买办负责。自明朝起，这些都是朝廷所明文规定之。

可是，随着外国人来华贸易的迅速增加，从补给品的贸易中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于是，到了西元19世纪的最初的10年中，海关的官吏与“通事”们开始勾结起来，绕开“买办”，直接向外国船只提供补给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