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侯灿忙着处理政事的时候，他的理论同时在两个方向上传播。北上的顺着谢迁写得那封信继续向北，南边公开或是暗地里认同白沙之学的士子则在快速探讨完周侯灿的学说之后开始布局更长远的事情了。

现在看起来，周侯灿的这个学说理论上来讲和陈献章的学说有联系，而陈献章早在死前就已经把自己的衣钵——所谓的“江门钓台”传给了自己的学生，也就是弘治十八年乙丑科进士湛若水。

而此时此刻，虽然湛若水正在京城做庶吉士，但二者都是翰林系统，湛若水并不比周侯灿高到哪里去。因为虽然湛若水的科举名次要远远高于周侯灿，可世事就是这么无常，周侯灿就是能直接进翰林，要不二甲最后一名的曹深就不会闹了。

这些士人们明白，在官场中，周侯灿的号召力要远远强于湛若水。

毕竟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敢硬刚刘瑾的人本来就没有多少，而周侯灿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把自己在官场上的前途搭进去了。

就这一点，就没有士人敢做到。

而湛若水毕竟刚通过殿试三年，也没有做出特别突出的事，只有一个陈献章传人的虚名，自然在官场内部的号召力远远低于周侯灿。

周侯灿自身则对自己的感召力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只是从刘瓒的叮嘱中和在南京遇见胡松时有所感受。但到了县里之后，随着接触圈子的固定，他并不能感受到这种事情，也就难以谈起了解了。

岭南，尤其是广东布政使司里修习白沙之学的士人更是兴奋。

在陈献章去世之后，白沙之学呈现出一个青黄不接的局面，就是朝中并没有影响力足够的人员扛起大梁。而此时的周侯灿就让这些人看到了弘扬白沙之学的希望。

虽然周侯灿的理论和陈献章的“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这个理论还是有不同的，但大方向没有错，就算把周侯灿拉进白沙之学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何况这些士人既然能去学白沙之学，也都不是什么迂腐之人。他们很清楚这个学说肯定是要演变的，而且已经做好了相关准备。所以即使周侯灿要对白沙学说进行一些调整，也在大多数士人的接受范围之内。

何况他们并不认为周侯灿的理论和陈白沙在本质上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

周侯灿的所谓“心即理”虽然听上去要比陈献章的那个低级一点，但在内核上却都是在讲人自身的事情，所以在本质上都是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