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差一点点。能跑出机会来也是实力呀。”

霍宇齐真的把球踢丢了。我判断错了方向，球从左边滚出了底线，离门柱很远，没有补射的可能；速度也很快，不给任何人追上它的机会。“任何一个守门员都能毫不费劲地扑住这个‘温柔’的点球”，这是课本里的描述。而霍宇齐的这记射门，即便没有守门员都绝无进球的概率。

阿齐真是好样的。即便他罚完以后只是掉头离开，什么都没说，但我也知道他的行为意味着什么。或许他从小就被身为警察的爸爸教育，将诚实永久地奉为人生的信条；或许是和明明多年以来互为对手，彼此的惺惺相惜让他始终坚信要以堂堂正正的方式战胜自己的劲敌。我没有问过他，可能这些对他并不构成一个问题，他不是一个原意将某种东西作为通行证的人——即使我们自己可能都认为那种东西无可厚非。

他要是真的踢进了，我估计也不会怎么责怪他吧，能怪他的兴许只有他自己。

“其实，初一那年对你们罚进的那个点球，我自己觉得也有些牵强。但我有点害怕，毕竟学长们都急了，队长又指定了我去罚，我不敢罚不进。但是现在我是队长了，而且，勇敢多啦。”

这是阿齐事后对我说的。鲁迅先生曾在那篇文章里抛出过问题：既不想说谎，也不想挨打，该怎么办呢？

要勇敢，一定要勇敢。

“霍宇齐，你他妈有病吧？你装你妈的逼呢？”一名理工的队员猝不及防地冲上来撞了自己的队长一下，口中还念念有词，大意就是你他妈是个什么玩意以为自己是冰清玉洁的小天使大善人呢你这么圣母吗不知道我们现在落后吗还在这耍帅我去你……然后便是两边的人一同上去把他俩拉开了。阿齐口都没还，只是任队友骂着。艾尼瓦尔和李天城牢牢把队长保在身后，另几位同学则不停地劝着同伴。从目光上看，对队长不满的恐怕不只一人。而我们嘛，除了帮着拉架以外，也不好对阿齐的行为表示过多的感谢——这很可能激化场上的矛盾，即使冲突发生在对手之间。挺幸运的，我们这也没什么“聪明人”，没用“神机妙算”来回报阿齐的光明磊落。

“我本来是想跟裁判说，那不是点球的，你确实没碰到我。但……我就是没有这么做。对不起。”

“不用道歉，我能理解。”

裁判最后没掏牌。直接爆发在场上的队友内讧估计也是难得一见。草草吹响上半场结束的哨声后，我们各怀心事地回到了更衣室。理工教练看到阿齐走过来时对他点了头，或许对他的行为还是有所肯定的。看到这一幕，我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万一这样的事落到我们自己头上了呢？万一我的队友在总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还在坚持这种被认为“可以低一些”的道德底线呢？我会生气吗？我不知道，只有发生了才能知道该怎么办吧。逃避着这个问题的追索，所有人安安静静地在更衣室里坐着，直到督促我们回到赛场的铃声响起。30分钟后，第二张决赛门票的归属将被决定。必须团结一致，心无旁骛，堂堂正正地赢下比赛。这便是上场前最后的信念，我们离创造历史越来越近了。

然而再次回到更衣室时，时间已过了近一个小时。那时的更衣室将会在低低哭泣中沉浸着比半场结束时可怕得多的死寂。

没有人用卑鄙作通行证，但为什么高尚还是成为了高尚者的墓志铭？

下半场比赛，阿齐拿出了绝对精彩的个人表现。“这可能是我初中踢得最好的半场球，虽然只有十五分钟不到。我想赢，想进决赛，也知道每一个队友都是这么想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你生气也没错，我是在自作主张，而且是以队长的身份自作主张。不用道歉，真的。我理解你。所以我会想用最好的表现帮大家赢下比赛。咱们中场时不是达成一致了吗？教练也跟我们说过了。哦，柯柯，你那几次扑救做得很好，要我说，你就是整个市长杯上表现最棒的门将。不过，你这家伙也挺走运的。”

阿齐没错。他下半场的两次兜射都接近完美，一次是被我扑了一下打到了门柱上，另一次是直接旋转着飞进了死角，但因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李天城也有一次近距离的推射，角度其实很刁钻了，他的射术没有问题，我是用本能反应伸脚挡出的。我们的防守做到了极致，但在理工排山倒海的进攻下渐渐难以为继。阎希在前场陷入了隐身，而我们也几乎控制不了球权，根本无从给他输送炮弹。持续被压迫的情况下，骆驼背上的稻草越加越多，“不妙”的味道慢慢能被每个人嗅到了。

但谁能想到先发生的是比丢球乃至被淘汰恐怖得多的事呢？

一切开始于一个后场长传，艾尼瓦尔争到了球，将它顶给边路的阿齐。球在空中飞，和理工队长争顶的是米乐。身高上还是有些差距，起跳过程中，阿齐的手无意中打到了米乐的脸。裁判没吹。球落到了两人身后，他们接着抢。吃了亏的米乐从身后用脚去捅球，手上应该也有点动作，我没看清，真的，米乐自己说有。不是很大，起码没怎么用力。球没捅到，阿齐有点失去重心，人往前方倒了，而身后绊到他的米乐同样失去了平衡。

“我的脸被打了一下，挺疼的。以前也被人打过，也是脸，狠多了。大人打的，我没还手。这一回，可能因为你是同学吧，我就很恼火。我现在肯定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当时确实急了，何况我们压力太大了。我不是找借口，真的不是。我知道我错了，再也不敢了。但我真的真的不是要使坏，我绝不希望任何人出事。对不起，对不起，我宁愿这种事落到自己头上也不想让它落到你身上。”

米乐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不容否认，大家尽可认为我是在帮他说话：我觉得那不是一次恶意犯规，黄牌都够不上，每场比赛都会有十几次这样的犯规。要是有录像就好了，我们就能像判断福勒的真实意图一样判断米乐动作的性质。但还好没有录像，没人有勇气去看几秒钟后发生的事。

偏偏是平平无奇的犯规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但并不能因为没有恶意就为自己开脱。恰恰是在阿齐往前面倒的时候，上半场跟他吵过架的那位理工队员正赶来帮他争抢球权。来不及收脚了，他们撞在一起。

撕心裂肺的惨叫。难以相信，阿齐这样温文尔雅的人会发出令人如此毛骨悚然的声音。裁判慌忙吹停比赛，所有人都被那可怕的声音定格在了原地。爬起来后，阿齐的队友像海难中看到轮船的幸存者，疯了一样地挥舞双手召唤大家。而米乐起身后只是望了一眼，便如一只受了巨大惊吓的小动物，抱着头跪到地上嚎啕大哭。

认识两年了，米乐在我面前哭过好几回，但我从没见他崩溃过，而且是这种被彻底摧毁了的崩溃。我自己都快忘了人会陷入这种绝望了，即便类似的情况在我身上发生过。那天我将自己死死地锁在房间里，在下铺的阴影里缩成一只刺猬。姐姐在门外，大概是跪倒在地上，边哭边敲打着门，无限地哀求我放她进去，求到最后嗓子都哑了，像灌进了几吨沙子，部的尊严被榨得一点不剩。我以为自己在初中逃出了这种黑暗的阴霾，它却在我把三年时间走了大半后幽灵般再次降临，出现在我最好的朋友身上。

但受伤的是阿齐呀。不止一个人哭了，恍惚间听见的。可唯一在承受身体上痛苦的人只有他。我该怎么描述那种疼痛呢？我不知道，自己不曾体会过骨折的味道，脱臼就足够令我崩溃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恐怖的扭曲。黄老师讲过藤野先生给鲁迅改人体解剖图。藤野先生说，画得是好看，但实物不是这样的。而我见到的一定比鲁迅先生画的图更不像人体。伤成这样，完超出了初中生想象的边界。

场边虽然备有担架和校医，但救护车得现等。大家停在体育场的跑道上，几乎都是互相搀扶着，宛如一群伫立在礁石上傻等的海鸥，阳光任性而混沌地把我们部包裹揉捏。米乐跌在了我怀里，只站了不到一分钟就站不稳了，渐渐改为蹲下，最后又控制不住地趴到了地上，用胳膊肘遮住红透了的眼睛。而救护车还他妈的不来，我们每个人都在命令自己不要看了也不要想了，可眼神和心灵却始终逃避不开。妈的，阿齐居然就这样躺着等救护车，真是荒唐。而我呢，我又是什么都做不了，既帮不了阿齐，也帮不了米乐，只是滑稽地将自己的身体盖在他身旁，像玩老鹰捉小鸡一般罩住他，害怕他再看到也害怕对手来报复。冲我来吧。我不还手，不还手的。我这样想过。

但受伤的是阿齐呀，躺在担架上等救护车的也是他。

“一中3号，暴力犯规，红牌。”

阿齐被接走后，裁判恢复了比赛，第一件事就是对还趴在地上的米乐掏出了那张象征极刑判罚的卡牌。一切都结束了。即便晋级决赛，米乐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身边和我并肩而战了。但当时的我没想到这个，大脑里还时不时回放着那个恐怖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