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四位老人走上了台。颤颤巍巍，远远望去，他们的面容好像老去的树木。工作人员帮他们搬来了椅子，但他们没有立即坐下，而是不约而同地对满场的人行了一个军礼。他们的手在颤抖，胳膊勉强地抬起，像一段干枯的树枝，礼敬得也不是那么笔直标准，但他们非常努力了，沉重的岁月一定在他们的身体里注入了铅，但仍未使他们忘记自己的身份。一定是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军人。[3]

我下意识地望了望身边的人，我的三位伙伴，还有黄老师，大家都像是个小孩，准备慢慢地、专注地听年迈的老人讲述过去。日本军队的装备很精良，有飞机、坦克和舰炮，无休无止地轰炸，阵地上一片火海。老人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只能挖战壕，躲在里面，等敌人靠近了肉搏。晚上睡在战壕里，没人敢合眼，没人能合眼。

我那年高二。另一位老人说。他说出自己学校的名字，我们无反应，那所从未听说过的学校与我们似乎毫不相干。黄老师却调过头轻轻告诉我们，那是我们学校的前身。我们不由得面面相觑。这位台上这位话音沙哑、面如木刻的老人是我们的校友，或者说是我们的前辈。我们与他竟有着那么一点点微弱的关系，穿越了七十多年时光仍没有断裂的关系。在暗无天日的轰炸中，我们的学校曾被夷为平地，只剩两根孤零零的柱子，矗立在漫天的硝烟与战火中。

想来也是神奇，我们今天的校园何其之大。尤其是市郊的新校区，它大到我们总抱怨它太偏僻荒凉，空荡荡的。它是那么齐整好看，教学楼实验楼体育场应有尽有，以至于我们完无法想象它曾经只剩下两根柱子。

不只是我们学校，在战争中被摧残的校园远不止我们一所。“敌能毁之，吾能复之。”老人谈到一位校长说过的话。我们生于南京的前辈不久便投笔从戎，加入军校，接着是去保卫长沙。一个连里有50多位同学，打了一仗，牺牲了37个。[4]

“我们一个班也才40个人出头呀。”阎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念叨着。他的伙伴揉了揉他的肩膀。没错，我们一个班有40多人。要是有一天需要我们去打仗，去保卫国家，一场仗下来，是不是一样会只剩下几个人？我偷偷望了米乐一眼，发现他也在看着我。于是我将胳膊递过去，他用力抓了抓我的小臂，有一点疼，给我的脑子灌进了一股真实感。我们都是活着的，在这个明亮的大厅里。

要是真的只剩下几个人，我能活下来吗？米乐能活下来吗？不知道。我运气不会那么好吧。简直像40几个人闭着眼睛抽奖，我抽不到那几张彩票的。可是抽不到，我就会死。而讲述故事的这位老人，他是自己决定离开校园奔赴沙场的，也是自己决定置身于牺牲远多于幸存的战斗的。他活下来了，但更多的同学在七十年前就永远地离开了。

或许握着枪站到战场上那一刻，人就是英雄了吧。战争远不是我们在电影或者游戏里看到得那么简单，它给我们带来的威慑太远太弱了，远到我们似乎忘了它的残酷。然而世界上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如此，有多少和我们一样大的孩子在我这个年龄已经碰过枪了呢？我不晓得。这不是一个应该摸枪或者应该考虑牺牲的年龄，但有时是没办法的。有那么一瞬，我想象到了七十年前的我，想象到了我死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巷里，或者一片烧焦的土壤上。也许七十年前就有一个像我一样的男孩子是这么死的吧。我不清楚，只想对米乐说，你再用力揪我一下吧，好告诉我，我活在现在，活在不需要突然就死去的时代。

可还是有人突然就死去了呀。

“对不起……”访谈似乎结束了，四位老人齐齐站起来，向在场的所有人鞠了一躬，“我们没有守住南京。”我木然地望着他们说完了这句话，像一根被风吹过的苇草，既不知道是要鼓掌还是要说点什么。我不明白。茫然间，用手掌捂住自己的嘴，下拉着自己的脸皮。我没看四周的伙伴，不知道他们脸上是什么表情。从小时候起，我就是个容易被传染情绪的人。要是有人掉眼泪了，我也会跟着掉的。

“没必要道歉呀。”阎希的伙伴轻轻说，只有我们身边的几个人能听见，“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是英雄。”他这话让我更难受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是谁的错呢？我想着这个问题，在下沉的暮色中和大家一同走出纪念馆。上过战场的老人们认为自己要为这座城市里发生的悲剧负责，但就算我们是再不懂事的小孩，也清楚他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们为什么还要道歉？或许这也是自己的决定吧，依然为过去的事遗憾与愧疚，即便过了七十年，这种心情也无法完消解。大概有的创伤是伴随人一辈子的，就像残酷的大屠杀是任何一个人无法遗忘的历史。在这种黑暗的过去面前，若无其事地劝慰一句“走出来吧”、“你不要想太多”是多么苍白无力，无力得像在秋天踩过一片片枯黄干瘪的落叶，不会有人觉得那些落叶曾具有生命。

人始终走在自己的记忆和更大的历史里，只要他还有良心，还记得事情，又怎么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看见呢？或许我们的前辈离开校园穿上军装的那一刻，就是因为看到了很多很多东西，决定做出一些改变吧。我们的国家很大，能打很久的仗，即便满目疮痍却依然活着，不愿投降也不愿死去。就像我们的校园，它只剩两根柱子，但依然活着，依然会在焦土中屹立不倒。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能改变吧。可要是死了呢？死了，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黑魆魆的雕塑斜着指向天空，仿佛在寒风中悬浮。我们贴得更紧了，米乐把他的脑袋靠在了我的外衣上。在过于冷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彼此间的温暖。我相信我们是活着的，还要一直活下去。

[1]每年的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国家公祭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30多万同胞。

南京保卫战，又称南京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失利后，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作战。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部署南京保卫战。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牺牲无数。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NanjgMassacre）指1931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学术界认为开始于12月5日）沦陷后，在主要元凶朝香宫鸠彦王、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之一。南京大屠杀期间，《纽约时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中外媒体，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大量的揭露。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15万余人，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

[2]张纯如（Irisg，1968-2004），美国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祖籍江苏淮安。张纯如是出生在新泽西的第二代美国华裔。她擅用新颖独特的手法描述华人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揭示鲜为人知的中国历史和美国华人史的重要史料，代表作《钱学森传》、《华人在美国》等。1997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描写了日军在南京强奸、虐待、杀害大批中国平民的详情，被纽约时报列为推荐读物，被书评称为年度最佳书籍之一。该书出版以后，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研讨会也因此在美国哈佛及斯坦福等大学举行，美国新闻媒介都大幅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比认为它是“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张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在《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她面对的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南京大屠杀是一部酷刑百科书，这些她都要具体面对，还要叙述出来。书成后，她又得面对的报复和骚扰。她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经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也与她的抑郁症有一定联系。

[3]关于四位老人的原型，可见《现代快报》2013年12月13日的报道《对不起，当年我们没守住南京》。

[4]引自罗家伦。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柯桥钱清镇江墅村，生于江西进贤。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唯一的印刷传单《BJ学界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后出任中央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