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食盐为官府重点管制战略物质，官府一般向灶户支付6钱4分银子，或者半担粮食，以购买一引食盐（约300斤），这称为窝本，如此官府从灶户处购得的食盐成本也不过2厘多钱一斤。

除此之外，每引食盐需要缴纳3两银子的税银，外加3两银子的公使银，如此每引食盐需要缴纳6两6钱税银，分摊到每斤为2分2厘的税银（约为22个铜板）

但于此相对应，在市面上食盐销售价格为1钱银子每斤（宋朝为60个铜板），如此食盐从灶户处到最终销售市场，其价格翻了50倍。

即便扣除缴纳官府的相关税赋，食盐价格也鬼了5倍。

私盐贩卖每引盐在世上上也能买到60文铜钱，其价格不过官盐的6成，但也有200%的利润。

因此，想办法获得盐引一直是达官贵人、地方官僚发家致富的不二法门，只要有门路，每引盐只需要缴纳6两6钱银子(300斤，平均每斤食盐不过2文铜钱而已)而已。

由于有史谨宸的支持，苟伟怡光明正大的从事食盐贩卖活动，而在各地零售的食盐，一律以官盐名义进行贩卖，这可不是200%的利润，这是10倍的利润啊。

通过贩卖私盐，苟家声势远超以往，短短不到数年功夫，苟家成为顺庆府最大的盐商，最大的绸缎商，短短数年功夫，苟家通过走私私盐获利保守估计在20万两纹银以上。

为了报答知府史谨宸鼎力支持，苟伟怡更是给了对方10万两纹银的好处费。

在上次推举知府的会议上，苟伟怡强行出头，其种种异常表现，引起杨麟注意，在确认其为顺庆府最大的私盐贩子之后，这两个月杨麟秘密安排人员打入盐铺，了解其内情。

这次看到御史钱邦芑来回顺庆府，顺势让钱邦芑出来审结此案，不但打击史谨宸及其支持者，避免形成另外派别，更为重要的一举解决军需银两匮乏问题。

通过第一天观察，发现钱邦芑虽然非常讨厌，但还算一个正派的御史，若是发现这样一个大的贪官，大的奸商，必然乐此不疲，顺利的完成案件审理，而避免打击政敌的恶名声。

果然，在审理过程中钱邦芑不遗余力，为了显示自己清正廉明，其手段更是令人大为观止。

这次抄家，光是封掉的盐铺就超过10余家，绸缎铺8家，查抄的银子足足超过10万两。

而史谨宸虽然表面上为官清廉，但这次抄家所得15万两纹银，看见史谨宸藏在官衙中，藏在私宅中成箱成箱的白银，钱邦芑感到颇为震怒。

推行新政之后，顺庆府一年税赋收入也不过26万两白银，这还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能够收上来20万两已经顶天了。

而从苟家史家查抄的白银就足足超过25万两之数，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看着史谨宸、苟伟怡一干人犯被装上囚车游街示众，听到史谨宸咆哮不休，口口声声因为政见不同，杨麟借钱邦芑之手打击自己，污蔑自己。

声言杨麟嚣张跋扈，行为乖张，即便未来平定大西军之乱，恐怕也成为朝廷的祸患。

史谨宸、苟伟怡坐在囚车里面被押到刑场，看到老百姓疯狂的将各种杂碎扔在囚车上，看到史谨宸、苟伟怡等一干人犯人头落地，杨麟感到自己手心冒汗。

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说的是任凭你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但三年知府任上也可以贪污十余万两白花银。

在明朝时期贪污横行，就像前世贪官动辄以亿计算那样，史谨宸贪污，苟伟怡官商勾结也许不算严重，但因为政治需要，或者看重其丰厚家底而遭到审判，最后落得砍头的下场。

虽然按照这个时代的法律，史谨宸、苟伟怡罪有应得，也许按照这个时代法律，杨麟没有冤枉对方。

但未来看不见的政治对手，也会这样讲究游戏规则吗？

还有，自己言行，可能在前世算正常的，但在这个时代人看来没有问题吗？

杨麟感到好怕，感到自己在黑夜中，不知道来路在何方？

史谨宸、苟伟怡伏法之后，杨麟最初会以为自己会变得好过一点，但有的时候感到自己好冷，完全没有过去那份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