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六道轮回的原则不是以行为论，而是以不灭神识中的心性论？一个人只要自身品性端正或者平庸，哪怕亲杀千人以上并且因为自己的政令而导致千万人死亡也只会按照心性善恶的原则来决定轮回入三善道还是畜生道，而不会堕入恶鬼地狱之中？”

“理是如此，世人但切不可做此想。”破颜忽然感到一种危险，便思索片刻说道。

“为何？”张海问道。

“想凡间世人修佛者甚至佛家大多数同修都要戒酒戒荤，仅仅是荤食给常人带来的不易察觉的微弱恶性都可能使人难以入三善道，何况是如此？一个人如果是心性端正，即便为君王又如何会犯下如此罪行？”破颜又解释道。

“想来我这一生终不可能与三善道有缘了。不过就算是畜生道，想来还不像八寒八热地狱那样令人难以忍受，也并不比这时上民间广大底层百姓之苦相去太多。”张海闻之苦笑道。说这话的时候，多少是有些诚意的。前世的记忆让张海对轮回之说已经多少有些相信，只是要完成自己在今生改变世间的宏大理想，又怎么可能不死人？又怎可能避免大规模的阶级、宗教、乃至民族等方面的清洗？所有要有些超脱百年之局限做为的君王都不可避免的要以相当的代价来做为偿还，更不要说自己在起家阶段的杀业了。而且这些事不论怎样看都未必是自己所认同的罪事，忏悔终究是难行且难以依靠的。

“倘若一个人为了自身的功名成就而做事，不论有多么高尚的借口，那终是利己。利己多于利他为世上最为广泛的恶因。何况为了利己而造罪？但如果并不以自身的功名成就而为根本目的，而是真正为了这世上的百姓造福民众广结善缘，或者在未来种下巨大的善缘福缘，是可以抵消自己的造业的。”破颜接着举例道：“这就好比一个普通的兵士或者刑场上的屠夫，只要他自己心性端正杀人不是为了功成名就功名之利，仅仅是为了保卫家园或惩恶扬善，就可以抵消其很大部分的业力。”破颜仔细想了想那些套话说道，面对张海这样极有权势的人，虽说出家人不打诳语，可也要因人而异。

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张海有询问道：“修习外教之人，如道家。还有那些假托佛义而生的民间宗教，按佛法来说可会入三恶道？”

张海知道对于异教和异端，亚洲东南的很多宗教包括佛教在内没有天方、景教那样极端。可不知道在宽容性上究竟在什么程度，自己在今世假托天帝之使的行为又会如何。

对此，似乎破颜似胸有成竹的说到：“佛法不是天上哪一尊神仙按照自己的想法给予世人的奖惩，大多数外教也多有惩恶扬善的内涵。依据实际的心性业力决定入三善道还是三恶道，只是终不能脱离轮回之苦而已。”

听闻这样说，张海的心也就宽慰了不少。张海算不上佛教的信徒，实际上是疑神论者。而在世上各种主流宗教中包括道教在内大多宣扬有神，这无疑就是与自己以图建立自己的队伍及权力凝聚力的“天帝之使”的说法相根本违背的，甚至是与近代科学相干涉的。儒教虽然不宣扬有神论，但是在排斥科学体系方面并不比有神论的说法逊色。唯有佛教或许可以在佛教徒自己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改良为无神论或者与有神论相包容的宗教。

张海又一次陷入了沉默之中，他在思索史上三武一宗灭佛，乃至佛门中的种种恶行往事。又想到宗教对于阶级斗争和进步理念的种种阻碍作用，不断的权衡着利弊。

在城镇化的现代社会，或者人均资源丰富的一些发达农业地区，除了禅宗外的主流佛教所主张的思想除了对平等性的认同这一点外，与印度教没有本质不同。那种消极避世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和国力是有害的。

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均资源不充沛的南亚或东南亚，佛教的流行则有其必然性。

避世出世思想的另一个产物是寺院经济。有寺院就有与寺院相围绕的经济活动，不论是“公有或集体所有”的十方寺还是“家族企业式”式的子孙寺在没有或多或少的全国监督外部的监督的情况下，在财务上比政府和军队更腐败，可以发展到堪比资本主义企业或地主阶层这类的级别上。但不同之处在于：民间剥削阶级可以合法消费投资，而只要在消费端和投资端上建立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寺院及僧侣腐败的危害是可以控制的。

南北朝末年的时候，北周北齐的僧侣发展到五百万人，占当时北方人口近三分之一，赶超工业时代中国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比例。佛教的过度发展造成的沉重社会福利负担无疑是与当时谋求全国统一争霸战略需求的北周相背离的。这种有组织的团体还是潜在的暴力集团，因此遇到统治者的警惕。

而如果进入到国家军事机器和统治能力有所发展的准近代水平社会，有其他方面的文化发展保证足以不使佛教发展到南北朝末年那种状态。汉传佛教及其模式就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有效补充？而且单纯的给无业者发放福利对提高国民素质和纪律性训练的好处是有限的，“出家”却能起到这个作用。还能起到消化传统社会中“剩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