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广西博物馆文物队，在广西合浦县上窑明窑遗址发现3件明代瓷烟斗和1件压槌，压槌后刻有“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造”十三字。

嘉靖二十八年，换算成公历为公元1549年。

妥妥的打脸啊！

虽然我们不清楚，烟草究竟什么时候传入中国，但1549年就已经有窑口烧制瓷烟斗，这说明在嘉靖年间，吸烟之风已经非常兴盛。那么烟草传入中国的时间，只能更早。

驳斥明朝万历论的第二条理由则是“崇祯四年到六年的明代禁烟运动。”——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也不会严令禁止种烟草和吸烟。

从万历年间到崇祯年间，只有区区三十年不到，就能形成一种让帝王感觉到威胁的风潮？这也太扯了吧。

所以，考古界的结论，很多时候就是个“球”，别太当真。

那应该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但肯定比现在考古学家认为的的说法更早！

不才，估计在永乐年间就已经有烟草传入中国。

理由很简单，烟草在中国的最早名称是“吕宋烟”，而明永乐三年（1405年），三保太监郑和统率巨型舰队至吕宋，奉永乐帝诏书，委任晋江华侨领袖许柴佬为吕宋总督，统揽该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权，在任达二十年（1405-1424）。在此期间，许柴佬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施行孔儒礼仁之治，传播闽南农渔工商先进技术，大兴造船、纺织、制陶、种茶诸业，为吕宋国社会稳定、经贸发展、文艺繁荣作出卓越贡献。

此时一度掀起闽南人移民吕宋风潮，吕宋和明朝的商贸往来非常密切。

而吕宋最早有欧洲商人来往的确切历史是1395年，葡萄牙商船达迦西号，船上一共三十三名水手。

烟草的最初发源地是南美，经葡萄牙、西班牙商人带到吕宋，很快经闽商之手，传入内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明代开始，烟草兴盛，到清代时，已经出现顶峰——朝鲜《李朝仁祖实录》载：“辛本壬戊（1621—1622）以来，无人不服……”，这说明明末清初的东北，吸烟之风非常盛行，东北可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庭呢。

因此，清朝自立国起，就盛行“烟草文化”——纪晓岚的大烟袋可不是杜撰的。

《内廷宫记》记载：造办处日督造烟杆六十九挺，损楠木两方……六十九根细细的烟杆，竟然耗费两方楠木，可见当时工匠的精雕细琢！

所以，内务府造办处出旱烟袋，没什么好奇怪的。

将旱烟袋重新放入红木匣中，卢灿最后拿起那封牛皮纸信封。

无封口，里面有四张横格纸，将信纸展开，两种字体，一中一英。

卢灿对比着看了几句后，咧嘴苦笑，继而摇头叹息——庄士敦还真是个痴人！

这竟然是庄士敦的“遗嘱”！

遗嘱中提到三件事，全是拜托发现者帮忙的。

第一件事是请发现密室的人，将两方帝玺，呈交给满洲国皇帝或者其继位者。庄士敦1938年去世，那时满洲国在东瀛的支持下，声势不小，想来庄士敦根本就料想不到，七年之后，黄粱一梦，伪满洲国烟消云散……

即便卢灿有这心也没这途径，溥仪结婚五次也未能留下一子半女，两方帝玺交给谁？

至于上辈子，卢灿也没有听说这两方帝玺的下落，估摸着被中东小王子私藏下来——皇帝用过的大印，兆头好，即便不是汉学家也会喜欢的。

遗嘱的第二件事，就是密室藏品的处置。

庄士敦在遗嘱中写到，“围绕在我身边的目光，疑惑、恐惧、嗤笑、不屑、傲然、鄙视，无所不包，唯缺少同情、关爱与怜悯，对我，对古老的东方，皆是如此……”。

庄士敦回到欧洲后，估摸着也试图去帮溥仪找些路子，可是，他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对欧洲主流价值的“背叛”，自然受尽白眼与嘲笑。

庄士敦一怒之下，带回来的这些藏品、古籍、字画，“埋入地下，不捐一毛”。

在后来者该如何处理这些藏品的问题上，他在遗嘱中倒是提到，“若是机会成熟，请代为捐赠给满洲国……如果不合适，烦请捐赠给我的母校，爱丁堡大学。”

呃，捐赠这些书籍的原因找到了——中东小王子三十年后购买爱伦岛，这些书籍肯定受潮严重，损毁得厉害，在中东土豪的眼中，捐就捐吧，自己还省事。

这会儿，伪满洲国早已经灭亡，密室藏品都落在自己手中，那就算庄老您“捐献给虎博”吧，卢灿在心底暗念两句。

至于爱丁堡大学，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

信件看完，卢灿折叠好，重新塞入牛皮纸信封，这也算是一份历史档案吧。自己完成不了他的遗嘱，但还是可以将他的“忠心”昭示天下的，也算是给庄老先生一点补偿。

说实话，看完这封遗嘱，卢灿对庄士敦的事迹，挺感动的。

早先年他接近溥仪，肯定带有功利性和目的性，但之后的一段岁月，尤其是去世前，他对溥仪的思念，还是很让人心酸——真没想到，末代皇帝竟然还有一位海外忠臣，致死都在怀念他！

还真是……世事无常，出人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