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法郎，折合港币三十多万，这东西买的有点贵，可卢灿实在是不想和他掰饬，而且第一份报价，对后面看货有帮助。

东西很沉，卢灿又将丁一忠喊进来，三人将这蟠虺纹簠从木箱中搬出来，放在地上。

簠为食器，盛稻粱之属。

《周礼秋官掌客》：“簠十”，郑玄注：“簠，稻粱器也。《仪礼公食大夫礼》：“宰夫膳稻于梁西”，郑玄注：“膳犹进也，进稻粱者以簠”。大致意思就是，簠、簋、盨用途相近，都是盛饭食之器，只不过簋、盨用来盛黍稷，而簠是用来专盛稻梁。

蟠虺是什么呢？蟠是盘踞，虺是龙的一种，以蛇为蓝本的一种生活在水中的龙。

所谓蟠虺纹簠，就是周身满饰细密的蟠虺纹的簠器。

这件蟠虺纹簠，大口、长方形斗状，折壁，器盖同型，可相互扣合，盖上有六枚垂下的小钮，方便盖合时稳定不偏。盖与器两短边，皆有两兽形耳。

周身满饰细密的蟠虺纹，由纹饰和形制观之其时代属于春秋时期。

卢灿已经确信，这玩意出自新郑的郑国青铜群！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新郑彝器”！

这中间还牵扯到一桩公案，那就是新郑彝器究竟有没有遗失？

1923年，8月说起。新郑李家楼的乡绅李锐家的菜园里，由于干旱，蔬菜已经打蔫了，李锐决定在菜园里打一口井。

这位乡绅怎么也没有想到，菜园的下面就是当年郑国的大墓，大墓里曾安睡的是郑国国君。李锐竟挖出了不少青铜器，他挑选了几件比较完整的铜鼎去卖，发了一笔财。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李锐挖到宝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县里，县里马上派人来制止，李锐非但不听，反而挖得更起劲了。

说来也巧，恰逢此时，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来新郑巡访，听说了李锐挖宝的消息，马上出面阻止，收缴了挖出的国宝，追回了被卖的文物，又派工兵继续挖掘，共出土青铜器117件，此外还有各种玉器、陶器近百件。

其中最出名的一对物件，就是莲鹤铜方壶！

对于如何处理这批珍贵文物，靳云鹗的态度十分明确，“钟鼎重器，尊彝宝物，应该归于公家。”

靳云鹗的义举博得了一片赞扬声，当时的中原省议会致函靳云鹗：“公道主张，至深钦感，肃此鸣谢。”

靳云鹗派人把挖出的古物统统装上车，武装押运到当时的省城开封，交给河南古物保存所（中原博物馆的前身）收藏。文物运抵开封时，城里城外张灯结彩，男女老少沿途欢迎，气氛异常热烈，并最终促使中原博物馆成立。

郑公大墓出土文物运到开封后，以当时的中原博物馆馆长关百益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对这批文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著录，出版了四部有关的专著和图录，一时名声大振，时人称之为“新郑彝器”。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侵华战争全爆发，华北各地相继沦陷，东瀛及欧美古董大盗很自然将目光盯上中原博物馆的这批藏品上。

当时，经中原政府同意，中原博物馆选取新郑彝器在内的部分馆藏文物，分装为68箱，由开封经郑州南下，运抵武汉，暂存在法租界内。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中海、金陵相继失守，武汉也危在旦夕。再加上博物馆的藏品护卫人员发现，东西被很多人觊觎，必须得立即转移。

1938年11月25日，这些文物由汉口乘客轮抵达川渝，保存在磁器口中央大学校舍内。

1945年抗战胜利，然而不久内战烽烟又起，铁路中断，交通阻隔，这些存渝古物一直没有回归的机会。

世事变化如沧海桑田，内战打了三年，KMT的失败已成定局。

1949年冬，KMT政府计划把中原博物馆文物全部运往台岛，但是由于战局迅速发展，再加上地下工作者的策反工作，打破了这个计划。只有一部分文物被装上飞机运到了台岛，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另一部分文物来不及运走，被留在了川渝。

1950年，中原省代表会同国家文化部代表，共同来到川渝，接收这些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博物馆文物。

因为时间太长，而且当年管理混乱，再加上KMT运走一部分去往台岛，因此，新郑大墓的那些器物，究竟有没有丢失，没人清楚——海峡两边根本没法核实。

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两岸文化交流频繁之后，有不少文物工作者在重新核对当年的文档时发现，新郑大墓的青铜器真的丢了！至少丢了三大箱十四件物品！

这些物品在哪儿丢的？是二战爆发前丢失，还是装箱时丢失，亦或者是停留武汉期间被盗？还是川渝期间被偷？

完全找不到线索！这就成了一桩无头公案！

眼前这件蟠虺纹簠，就是当年的新郑大墓青铜器！

它的出现，能为这桩公案提供线索——极有可能是屯留武汉租界期间被盗！

康斯顿是禅臣洋行的襄理，而禅臣洋行在武汉租界内开设有分号，他们想要得到这些青铜器，选择武汉下手是最合适的。

时间上对，地点也合适，再加上人手也够——当时国乱民慌，可不缺盗窃国家文物以谋取私利的人。另外，得手后，东西也容易顺出去——日德联盟，德国货船可以无需检查，从汉口直接出海，运抵德国本土。

这些战后又被运到意大利，再被阿方索运抵法国。

当然，这只是卢灿的推测，他现在非常想知道的是，另外遗失的十三件物品，是不是也在这些木箱中？

如果是，那毫无疑问，当年盗取新郑大墓青铜器的罪魁祸首就是康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