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公盨的来历一直是个谜。

卢灿记忆中，上辈子得到遂公盨的是宝利艺术博物馆，也就是徐奉所在的集团。

按照宝利艺术博物馆编撰的《遂公盨》一书中的说法，他们的收藏品采购人员，偶然间从英国的二手市场捡漏得到的，属于残件——宝利得到的遂公盨，没有盨盖。

众多的专家学者，在重新检测鉴定这件物品时，发现这件遂公盨并非出土品，而是典型的传世品。

这就有意思了。

这样一件上古时期的礼器，还是最早记录大禹治水的物件，传世两千九百年（遂公盨是西周中期物品），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历史记录！

要知道，有关金石考证的风潮，可是从两晋隋唐时代就有了。

它是如何逃脱历史记载的？一直是个谜！

有关遂公盨，还有一个谜团，那就是铭文内容。

遂公盨底部的铭文，前三句的文辞，与存世的《尚书.禹贡序》，完全相同。

再来说说《禹贡》。

《禹贡》是中国古代名著，属于《尚书》中的一篇，是先秦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囊括了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产等情况。

其作者究竟是谁，说法不一。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史念海在《论〈禹贡〉的著作时代》一文中，依照《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而顾颉刚认为出自战国时秦国人之手；此外还有东瀛的内藤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学者所作学说。

这就有疑问了。

遂公盨是西周中期的物品，这是毋庸置疑的（后世采用了碳十四鉴定过），而当时的铜器的铭文，是一体铸造的，而非后来錾刻的。

西周物件上的铭文，竟然和《尚书.禹贡序》上的文辞一模一样。那么，有没有可能，《禹贡》这篇文章，早于西周中期？而遂公盨的铭文，就是来自这篇文章？

这不是不可能的！

张博驹、李林灿两位老爷子争论的，八成就是这——先有《禹贡》，还是先有遂公盨。

后世，有关这一问题，香江中文大学教授，国学大师饶宗颐老爷子，给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器物铭文中的若干词句与传世文献相同，并非全无可能。铭文中起记录作用的那部分文字，很有可能是有所别的版本存在，譬如竹简的记录。

后人在编写史书时，直接把那片简拿过来缀入书中或者重抄一份。

饶宗颐老先生的解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并非没有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