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还有新加坡政府投资基金公司,流于世面的资料并不难找。
一下午时间,卢灿带着温碧璃就找到厚厚的一沓。
匆匆吃过晚饭,卢灿便钻进书房,开始翻阅收集来的信息。
如果单看他们中的任何一家,完全伟光正。可是,在卢灿有心审视的目光中,依旧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
首先,中华总商会的发起人,本身就不简单——清末民初年间的南洋风云人物,六九商行的陈榕基。
此人是越地客家人,天地会成员,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兵败,他举家随船来到槟城。很快组织一帮码头劳工,次年建立六九商行——他是1869年逃到南洋的。
此后几十年中,六九商行快速垄断新加坡、槟城等地的码头货运工作。
这家商行不仅有搬运、卸货等业务,还有自己的车马行,摆渡船,势力非常庞大,组织结构则是典型的会党模式……
顺便说一句,杨启林刚到新加坡时,就在六九商行当搬运工,后来升任为督工。
1900年,香江华商总会成立,给陈榕基很大启发,他随即联络各地华商,1906年成立新加坡华商总会。
陈榕基是会党,他组织成立的机构,在当时肯定带有很强的政/治属性,远不是现在所能看到的以“慈善、教育、咨询互通、分享合作”为基调的华商总会宗旨。
其次,卢灿在对比历届新加坡华商会常务理事名单后,很快发现,六九商行解体于1945年,此后,华商理事会有十四家的姓名,一直就没有变动过,带头的两家就是邱郭两家。
也就是说,新加坡华商会在这一年有过一次激烈的权利交替的交锋,最后,邱郭为首的两家获胜,而六九商行惨败。
有意思的是,香雪庄陈老的姓名,竟然出现在这十四家名单之中,可同时发迹的杨启林没有,甚至连理事名录中都没有,一直到1955年,杨启林的名字才出现在附录中。
呵呵,因为杨启林曾经担任过六九商行的督工(中层干部),就遭到排挤?当然,这只是卢灿的猜测。
更有意思的是,卢灿在拿出新加坡政府投资基金公司的股东名单后发现,除了多了一个新加坡政府持股45%外,它的剩余十四家股东名录,与华商总会理事会中,这十四家常务理事名单,完全契合!
这家英文简写GIS的投资公司,李光要亲自担任主席,前任副总理吴光瑞担任副主席,董事会二十五个席位,其中十四家就占据了十七席。
这家公司的权限有多大呢?
直接掌控政府外汇储备;决定国家境外投资政策与方向;决定境内产业布局与规模调整;决定政府人员福利与劳工工资水平;决定新加坡元的汇率机制;决定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监督运行工作……
当然,它最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它的境外收入占据新加坡国家的境外收入的七成。
所有这些都是任何一个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政/治职能。
这还是公司吗?这妥妥的是一家“影子政府”!
看完这些,卢灿有些呆滞的靠在椅子上。
结合今天上午杨启林所提点的,如果他还不明白,那就是十足笨蛋!
难怪杨启林告诫,得罪一个不要紧,不要同时得罪邱郭两家!邱郭两家是新加坡华商中的顶级势力,他们之间也有争斗,竞争同样很激烈。拉一打一,也许没什么问题,但若是同时将两家都得罪,那就意味着与新加坡大多数华商资本势力对着干。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想到这,卢灿揉揉眉心,又有疑惑涌上心头。
按照常理,邱郭两家必然是天生的对头,可是,为什么在大华银行内部,又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邱郭联盟”?
尤其是在冼家执掌大华银行时期,邱郭联盟的势头,很强劲。
难道因为冼家是香江来的?或者是因为冼家的血脉中带有很浓的欧洲血统,因此他们的资本被看作外资?
商业上的恩怨,还真难以理清!
还有,既然邱郭其实有能力将大华银行控制在手中,郭胜利为何去年还要火急火燎的去找卢家加入进来?难道是为了找个不懂行的傀儡帮手?
其实,卢灿的猜测,已经接近正确答案,可是,他面前没有标准答案啊!
想得脑瓜子疼,卢灿索性将这一叠资料,塞进书桌——过几天回港,请教自家老爷子。玩心计,祖父是高手。
第二天,陈玉志来电话表示感谢,他家老爷子终于被劝动,今天下午陈婵玉将前往伦敦,联系惠灵顿医院,明天,陈玉志一行护送老爷子前去手术。
陈玉志电话中说的很明确,香雪庄藏品,等老爷子手术完毕后,再与虎园博物馆交易——老爷子身体垮了,以后家人都不会让他接触这些东西。
早一点晚一点无所谓,卢灿在电话中乐呵呵的表示,自己在英国还有朋友,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帮点忙——惠灵顿医院在伦敦切尔西区,而阿尔达汗的父母在切尔西相当有影响力,帮这点小忙,算不得大事。
第一次接触,双方在客气中透着一丝生疏。
没关系,时间还长。放下电话后,卢灿捏捏拳头。昨夜的发现,让他越发感觉到自己之前的想法,有很大漏洞——自己、阿尔达汗还有许胖子三人缔结的联盟,想要拿下大华银行,基本不现实——新加坡的华商资本恐怕不会允许,这也许就是杨老所说的底线!
这里面一定需要有新加坡本土势力的加入。
邱家是选择之一,可他们的资本势力过于强大,容易喧宾夺主。杨老家族的资本影响力又小了点,陈家似乎很合适,可是与他们的关系,刚刚才攀上。
当然,这只是卢灿的初步想法,也许……邱家更适合,也说不定呢?
…………
与此同时,远在伦敦富勒姆大区的一家郊区别墅中,一位年轻的东方人,趁着夜色降临前的昏暗,拎着一把方口铁锹,来到别墅配房的右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