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正统年间，由于吏治的，大量的自耕农因生活所迫变卖土地。虽然土地没有了，但是相关的赋役却还挂在他们身上。明朝普通农户的赋役大头不是粮赋而是徭役，徭役是按户征而不是按土地来征。本来田地没了一家吃饭都是问题，现在壮丁还得无偿去出徭役那还不得全家饿死。于是逃亡就成了这些破产农民的必然选择。

对于逃亡的军户、农户来说（这类逃亡明朝叫“逃户”），逃跑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活下去。这个时候荆襄地区就成了乐土，因为朝廷的封禁，荆襄地区有大量的无主沃土可供耕种，更重要的是这片地区没有户籍管理也没有土地管理，不用缴税服役。对于明朝的平民来说，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

但是朝廷是不能容忍的，首先擅入封禁地区要驱赶，其次逃户的人必须抓捕回去，不然长此以往谁给朝廷当兵，谁向朝廷缴纳赋役面对官府的抓剿，这些流民要么逃入深山躲避，要么抱团对抗官府差役。部分流民抱团之后就不再只对抗抓捕，也开始抢劫荆襄周边地区的大户人家。荆襄地区由此慢慢变乱。

现在的大藤峡也是这样而在发展壮大中，而当时的荆襄地区已经聚集了几十万流民，宪宗继位时，地方官员已经没有办法清理了，纷纷上疏朝廷，请求朝廷尽快治理，迟则会导致民变。在成化元年三月，宪宗任命河南布政使王恕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南阳、荆、襄三府流民。

当时王恕也不想用杀戮驱赶的方式，招抚主要方式就是发放口粮，然后逼迫流民返回原籍。这明显没有作用，因为流民回到原籍之后难以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就算是回去也很快再次成为流民。

王恕刚接到任命，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于是王恕停职回家治丧两个月（原本申请丁忧守制，被宪宗夺情），就是这两个月荆襄的局势再度恶化。地方官府并不愿意招抚流民（受被劫掠的地方大户的影响），将所有流民都视为“贼人”，一味地发兵捕“贼”，流民怎么肯束手就擒于是对抗和反叛之火越烧越烈。

此后几个月王恕再想招抚基本就没什么效果了，以刘通为首的乱民已聚集了四万多少人，刘通自称“汉王”，建立“大汉”，改元“德胜”正式举起了反叛的大旗。这也意味着，朝廷最初的招抚政策失败了。

直到成化二年十一月，叛乱是平定了，但是荆襄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有几十万流民聚集在荆襄地区，应该怎么处理呢朝廷一番讨论之后认为，荆襄之所以形成大乱，是因为朝廷此地区力量不足，武力镇压不及时以至于养虎为患。

刘通、石龙的叛乱平定没几年，由于旱灾，中原地区的流民不顾朝廷禁令，又开始流向荆襄地区。到了成化四年，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已有三十多万。面对形势，朝廷还是老办法。

星如斗转，时间到了目前的大藤峡地区，朝廷还是采取当年荆襄地区的老办法对对付大藤峡瑶寨及流民，章子俊回顾着当年朝廷对付荆襄流民的策略，只能摇头叹息，朝堂上不乏智者，官位职卑说不上话。就说当时朝廷的一些官员也开始意识到深层次的原因，例如礼科给事中张宾上奏指出，荆襄流民聚集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原籍遭受灾害后，官府并未及时豁免他们的赋役。与其在荆襄这个地方堵，不如在各地减少流民数。

张宾的建议姑且不论朝廷是否接受以及执行情况，建议最多也只能解决流民汇入的问题。可是当前在荆襄的百万流民怎么处理呢最后朝廷大概是两种意见，主流就是抚治遣返流民，同时准备大军以应对不臣。另一种意见比较小众，知县陈文伟为代表。他认为朝廷不必花钱进剿，倒不如在此处划定新的州县，将这些流民就地重新附籍。

陈文伟的这种想法也得到了章子俊支持，这样流民可安居乐业，也可以为朝廷增加税赋。而且这些流民把地占了，后面的流民见无地，自然不会再来了。这可谓是治世良方了，但不知是囿于祖制，还是人微言轻，朝廷并未重视还是用过去的办法，禁入加遣返。无奈当初章子俊的官位只是一个庐州知府起不到作用。

目前的大藤峡地区跟荆襄流民又有所不同，十万大山中生活着众多的坐地户瑶民，而流民的大批涌入只是其中的一小半，禁入加遣返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了，章子俊只才又想到了当年知县陈文伟的上言，重新附籍的法子，对于这样的“国策”，章子俊是没有权力行使的，只有上疏朝廷晓明厉害，拿出方案出来才行，朝廷能不能同意就看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