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悠完何雨柱，在何雨柱的心中再次打了一根钉子之后，曹志强照例来到红光出版社的办公大楼，跟大家一起开下午会。

所谓下午会，还是由每日早会发展而来，而那个每日早会，则是由陈家邦引进过来的。

在陈家邦过来当副社长之前，红光出版社是没有每天开例会的习惯的，因为曹志强本身就不喜欢天天开会，也不觉得天天开会有啥用，都是想起来就召集人开会，想不起来就随意。

但是陈家邦极其从红光机械厂带来的那批内政人员一到，风气为之一变。

简单来说，就是陈家邦来当副社长后，就对出版社闲散的作风表示不满，并对此进行了一番治理，搞了个简单而又严格的上班纪律守则。

比如迟到早退要受罚，比如安排严格的值日表，以及安排每日开早会等等。

这些东西都不是曹志强教的，也不是李厂长教的，都是陈家邦自我总结出来的，也是陈家邦一直想要实现的管理方法。

陈家邦认为，管理就要像军队一样指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并且严格执行，这样才能有战斗力，才能有工作效率。

如果不指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并且制定了制度不严格执行，早晚会变成一盘散沙，变成吃闲饭者的乐园，就好像现在的红光机械厂一样。

过去的陈家邦只是个秘书，自己说了不算，加上机械厂积习已久，难以改变，导致他内心那些新的管理方法都没法实施，心中一直有一种无法施展抱负的遗憾。

来到红光出版社之后就不同了。

虽然红光出版社只是个小庙，但庙小才好施展埃

庙小人少，加上大部分人都是合同工，不是在人事局或者劳动局挂档桉的正式工，所以管理起来就方便了多。

别的不说，就说那个辞退最终技吧，他陈家邦在出版社除了极个别的人外，都可以随便开人。

有这种可以随时开除人的权力，加上出版社给的薪水远比外界高，胡萝卜加大棒，大家当然就听话。

一开始实行的时候，大家都叫苦连天，因为陈家邦是玩真的，而且有人犯错之后，不光搞什么罚站、扫厕所等体罚，还要罚款。

体罚啥的大家捏着鼻子也就认了，但罚款是真不能忍。

所以他们就找到曹志强告状。

曹志强自己呢，从心底里也是抵触这个制度的，但那是在这个制度能限制到他的情况下。

问题是，陈家邦的这个管理制度只对下不对上，对副社长以上的级别是不构成限制的。

比如曹志强经常迟到早退，甚至经常不来，那都没关系，因为这是领导日理万机的表现。

明白这个制度拿自己没辙，却真的能有效带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改掉懒散习性后，曹志强的嘴脸就变了。

比如面对来告状的沉振华这种自己人，曹志强都是苦口婆心的说，自己也没办法，毕竟陈家邦是上面派来的人，而出版社是红光机械厂的下属单位，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

理论上这也说得过去，下属单位怎么可能对抗上面派来的人呢。

毕竟当初曹志强跟李厂长写的那个承包合同，只有他们几个当事人知道，对外是不公布的，属于秘密文件。

陈家邦知不知道那个承包合同的详细内容，曹志强不知道，反正沉振华跟余德利这些人是绝对不会知道的。

为何张前进那么乐意给曹志强当司机？

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张前进受不了新规矩的约束。

相反，给曹志强当专属司机呢，由于曹志强本人就闲散的很，所以给曹志强开车当司机，其实是很轻松的活儿。

不光活儿轻松，权力还重，毕竟是一把手的司机埃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张前进的职位羡慕死人。

可惜，目前单位里会开车的就张前进一个，大家羡慕也没用。

安抚住下面的人后，曹志强又跟陈家邦商量了下，觉得人少的时候，制度指定的过于严格其实不利于大家的工作，最好是精简一些。

比如那个每天开早会，曹志强就觉得有些过了。

开会是重要，便于领导及时掌握下面的运行情况，但开会过于频繁，就会变成形式主义。

而且早上说真的，并不是开会最合适的时候，相反，曹志强觉得下午开会更合适。

最终，就改成一周开三次会，也就是每逢一三五的下午四点，正式开下午例会。

其他时间么，一般情况下就不开会，除非领导有特殊事情宣布，召开临时会议。

当然，就算是这种每周三次的例会，也是严格对内对下，对曹志强这个社长的约束力很低，要不要来开会，都看曹志强个人的安排。

一般来说，如果曹志强能到，那就由曹志强这个社长主持例会。

要是曹志强因故不能到，那就由副社长陈家邦来主持例会。

如果连陈家邦也因故不能主持，那就以此类推，由主编余德利主持例会。

要是这三人同时缺席，那例会就暂时不举行。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也是星期三，正是开例会的时候。

曹志强本来是可以不参加的，但他今天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儿，加上也想了解一下杂志社的筹备情况跟精华书阁首发单曲的上市情况，于是就决定出席例会。

一看到曹志强这个一把手来开会了，大家都打起了精神，毕竟这可是难得露脸的机会。

会议开始后，曹志强先是一言不发，就听陈家邦组织会议。

按照惯例，都是各个科室主管人员报告工作情况。

红光出版社，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小猫两三只的时候了。

经过红光机械厂的一轮塞人作业，如今红光出版社已经是个正经人数过五十人的中型单位了。

目前，除了社长办公室、副社长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主编办公室这四个传统办公室外，还增设了内政科、保卫科、财务科这三个科，从而形成了四办三科的局面。

四个办公室就不提了，三个科的职能也各有不同。

保卫科明显就是负责保卫工作的。

财务科是负责会计出纳等财务方面工作的。

内政科则复杂了点，是负责包括职工的住宿、食堂、办公用品，发福利，发工资等等一系列后勤事宜。

就人数来讲，三个科的人数，都远远超过了四个办公室的人，尤其是保卫科，人数最多。

很明显，李厂长这是故意的，是故意把一些人调过来，从而好减轻机械厂的工资压力。

因为调过来的这批人，薪水都要由出版社负责，而不用红光机械厂负责了。

要不是出版社目前的盘子实在太小，放太多人实在不像话的话，李厂长当初都能派一百人过来，而不是只派了五十个人。

由此可见，红光机械厂现在的情况是真的不容乐观。

也是，其实现如今的京城，二环外三环里的那些工厂，大都日子不好过。

比如何雨柱工作的单位，也就是东直门外的那个红星轧钢厂吧，目前就已经被首钢吞并了，成了首钢的下属单位。

据说，红星轧钢的生产部门已经开始整个搬迁了，剩下的都是一些三产部门，也正因为这样，何雨柱这个食堂主任才清闲了下来，因为人少了一大截埃

红星轧钢厂的前车之鉴，不得不让红光机械厂兔死狐悲。

其实严格来讲，八十年代初的国企改革，基本都是大厂吞小厂，而且基本不会大批辞退员工，出现大量下岗潮的情况，而是把新员工纳入自己的体系之内，无非是去了新单位，要重新定级定工资，一些水平不行的降级降工资而已。

但这种吞并对中高层领导来说，那就不好过了，因为权力小了太多，福利更是少了一大截。

这就好比当年赤壁之战之前，江东大臣都可以投降，但老大不能投降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白了，李厂长之所以对上面的改造计划如此抵触，归根到底还是这种方案对他的个人利益产生了极大的削弱。

实在没办法就算了，但凡有一线生机，李厂长还是要挣扎一下的。

仔细一想，李厂长要真是讲原则的好人，他之前能干出那些事儿，能陪着曹志强演戏，生生在最短时间帮曹志强扳倒牛大姐？

一个厂长能干出那种事儿，还给曹志强一个年轻人如此大的权柄，恰恰说明他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