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人，这就是今年新来的英商大班向我督院投递的公函了。”卢坤看了半晌，也向各人言道：“去年英吉利商人托行商向我告知，他们的公班衙可能要撤出广州，但洋人营商之事却依然如故，所以我让他们告诉英吉利国内，重新派遣稳妥大班前来办理商贸之事。谁知这新来的大班竟全然不守规矩，他根本就没有通知行商，便直接向我督院投递此书，依旧例，洋人大班前来广州，需先向行商递禀帖，由行商代投于我督院，可这次他们根本就没用禀帖，而是直接用了这所谓公函，更何况，这公函之上，竟然还将他英吉利之名，与我大清并列而书！如此无礼之事，也是几十年来，广州之人从未听闻的了。”
“卢部堂，既然这洋人如此无礼，那咱们把他的这所谓公函送回去，不予承认，不就得了这洋人是新来的，或许不知道咱们的规矩，那咱们也没必要强求，只先将规矩告诉他们罢了。”巡抚祁贡听着卢坤所言有异，也便向他劝道。
“祁中丞，您方才所言，我已经做过一遍了，我将朝廷规矩一一详细告知了行商，让行商去向那大班说明朝廷法度。可行商却回来告诉我，那英吉利大班说……说这一次和先前的公班衙不一样，他是英吉利国内派来的，所以不能再请托于行商，而是要与我进行直接来往。这真是岂有此理！就在前几日，这退回去的公函，又被他们送回来了，如今这件事，可实在难办了啊”不想卢坤集会之前，便已经将一切要事通告英国来人，而这一次的公函投递，原本就已经是英国之人公开挑战广州外交规矩的行为。各人听着卢坤之言，也渐渐意识到英国来人似乎就是要直接挑战清王朝的行商体制了，一时间也各自思忖起来，都是默不作声。
“卢制台，这件事您向皇上上奏了没有若是您已经上奏，那就让洋人再等几日，咱们不予回话，皇上谕旨一到，咱们按谕旨办不就是了”哈丰阿想着这件事在最近几十年的广州都堪称从所未有，那也只有听从道光的旨意了。
“哈将军，这也是我心中所想，我用的是加紧文书，皇上的谕旨，几天以后应该就要到了。可是这洋人如此挑战天朝规矩，我想着皇上那边，多半会驳回他的请求。到那个时候，还能怎么办呢若是这洋人执意不肯改公函为禀帖，咱们难道……又要像当年阮中堂那样，断绝一次洋人贸易不成还有，这一次我听虎门那边的哨探来报，这些洋人所乘之船，上面又带了大炮啊”卢坤想着兹事体大，尤其是断绝贸易，很容易引起中英两国冲突，自己也担心自己没有阮元的才干，竟而不能收场，是以如此向各人问道。
“卢部堂，我在云南的时候，曾经听阮中堂说起过当年断绝贸易之事，这件事我听起来，也没那么难啊”一旁的曾胜不觉问道：“阮中堂曾经说起过，洋人商货，往往有上千万之多，所以别看洋人嘴硬，他们不敢赔本的。一旦商货囤在船上卖不出去，洋人自然会着急，到时候，即便是再行商谈此事，咱们也有施压的余地啊部堂放心，洋人有船炮，可我们不是也有炮台吗若是炮台不够用，我再从督标调集兵马，让水师也一并出动战船，想来洋人不会轻举妄动的。”
“曾军门说得不错，若是洋人真的拒不听从皇上旨意，我旗营这边也自然会增兵相助虎门。”哈丰阿也表示支持道。
“那就这样吧，若是皇上愿意用别的办法和洋人交涉，咱们就按皇上的旨意办。但若是皇上也不同意洋人更改现有交涉体制，那咱们就明示于洋人，洋人再不听从皇上谕令，便即驱逐。若是洋人试图报复我等，就仍然依炮台旧制，只要洋人船只越过虎门，或者向我炮台开炮，我们就开炮轰击洋船！”卢坤沉吟半晌，做出了一个自己看来尚属谨慎的决定。
只是这时的广州众人，包括阮元，也都不知道万里之外的英国，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两年前的道光十二年，英国议会发生了重大改革，将国内选区根据现实人口比例重新进行了调整。这导致许多新兴工业城市在议会之内席位大增，而传统土地贵族和地主势力被大幅削弱。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代表获得更多政治权力之后，便即开始挑战以旧资产阶级与旧贵族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印度公司，试图直接在对华贸易中攫取利益。道光十三年，英国议会便即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权，将其改组为印度统治机构。因此，东印度公司向卢坤提出建议，试图让英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派遣对华贸易的负责人，卢坤最初不觉有异，便即答应了英国商人的请求。
但这一次英国方面所想要尝试的，已经不再是旧有的，通过东印度公司联系十三行的贸易模式，而是想要直接在中国设立官方层面上的对华贸易监督，这一任务落在了律劳卑爵士身上，律劳卑便即在来到中国之后，直接以英国官方代表的身份向卢坤出具了公函。而东印度公司的时代，洋商就只能通过向十三行行商投递禀帖的方式，辗转与总督对话。即便是阮元与阿姆斯顿交涉，也是双方互不见面，并由行商居中传递信息，并未突破这一旧有规则。而律劳卑这一次前来中国，则直接挑战了清朝的外交体制。
面对这种挑战体制的行为，卢坤一时也不敢做主，便即上奏道光，而道光这时对于英国国内的这些变化，却是一无所知，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广州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一点也和道光时代，中西方交流缺乏中介有关，康熙末年，清廷因“礼仪之争”将传教士驱逐至澳门，但宫廷之中却一直保留了传教士，清代前中期钦天监监正一职由二人共同担任，其中一个官缺专属于西洋人。是以雍正、乾隆时期，尚有戴进贤、蒋友仁等法国传教士前来中国，一度传入了牛顿的不少天文学研究成果，著于《历象考成续编》之中。阮元《畴人传》有“奈瑞传”一篇，即是为牛顿作传。尽管这时牛顿科研成果也仅有天文学中的少部分知识得以传入中国，其它诸如“地心本重”之言便即语焉不详，但有了钦天监这个渠道，中西方交流尚属不绝如缕，并未完全中断。
然而进入乾隆末年，欧洲世界却连续发生了两大剧变，其一是教皇认定耶稣会势力过大，竟在乾隆四十二年将耶稣会取缔，而自明末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大多都是耶稣会出身，耶稣会的变故也直接导致此后来华传教士天文历算能力大幅下降。而乾隆五十六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路易十六被处决，意味着可以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法国王室再也不能推动传教士来华。此后乾隆、嘉庆二帝也在澳门招徕传教士，但应募前来的只剩下葡萄牙人。诸如嘉庆一朝之索德超、汤士选、福文高、李拱辰便是其中代表。
葡萄牙传教士普遍并不以历算见长，但在政治方面却对清廷有着不小的影响，维持了事实上的中葡同盟。嘉庆时代的澳门炮台事件，清朝几乎完全站在了葡萄牙一边，而随后攻打张保仔的海战，葡萄牙船只也一度参与其中。可嘉庆、道光二帝与乾隆一样，对传教士的要求依然是参与钦天监事务，眼看葡萄牙传教士能力已然大不如前，嘉庆一朝也没有什么新的历算成果，这种对于传教士的信任就渐渐淡了下来，加上涉及葡萄牙的外交事务本来也不多，最终传教士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至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这些事情，来华的传教士由于长年不在本土，其实本就是一知半解，难以窥其全貌，加上他们来自旧君主国葡萄牙，对大革命当然没什么好感，所能提供给嘉庆的信息，自然也不会让嘉庆做出什么改变。
道光六年之时，葡萄牙出身的钦天监监正李拱辰在北京病逝，至此在京传教士只剩下寥寥数人，道光眼看葡萄牙传教士在钦天监作用已经不大，便即将其余传教士也遣返回澳门，并将钦天监监正的西洋官缺改成汉官缺，自此传教士完全退出了清朝宫廷。从天文历法的角度来看，或许变化并不算大，但从外交的角度看，这也让清王朝失去了最关键的一条连接西洋国家的通道。此后道光办理涉及西洋商贸的事务，就只能凭借旧例和经验办事，又怎么能及时理解英国这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或许即便还有传教士在京城，他们对于欧洲的这些变化也很难形成直观认识，毕竟这时的葡萄牙依然是一个传统国家。但完全找不到外部信息来源的道光，这时也不出意料的做出了一个最稳妥的决定：重申外商旧例，对律劳卑试图改变外交规则的行为不予认可。
此后的事情发展，完全成了卢坤最担心的样子。律劳卑接到清廷谕令之后，仍然不愿改公函为禀帖，并要求直接与总督进行交往。卢坤眼看律劳卑不守规矩，便即暂停对英贸易，将律劳卑一行驱逐。律劳卑大怒，回到伶仃洋上，便即带领两艘炮船强闯虎门，试图逼迫卢坤退让。而虎门炮台则听从了卢坤、曾胜二人号令，只要英国船只强闯虎门，便即开炮轰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