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谢皇上加恩！”托津当即谢恩道。

“好了，今日还有一事，给事中汪镛素来直言敢谏，这一次又上了新折子。”嘉庆亲政以来，一直鼓励官员直言，在多年激励之下，也确实出现了一批给事中和御史，平日对朝廷之事多所上言，为了维持这种进言之风，对于涉及重大问题的上疏，嘉庆也会与重臣一同商议。先前建议浙江买粮的萧芝与这次进谏的汪镛，都是这时言官代表。“汪镛在此折中言及……嗯，现在的科举取士，三场卷子评卷之时，大多首看第三场的策论，他认为，这是本末颠倒之举，既然头场考四书文，便是说明朝廷将经术学问置于策论之上，可自嘉庆四年至今，四科会试都是策论取士，失了朝廷重视学问之意，可将取士之法，改回原状……”

说着说着，嘉庆也不禁犹豫了起来，因为这汪镛上疏所言，竟是全面否定了六年前阮元等人主持科举的改革，而将科举之法重归于旧。可嘉庆当日听阮元所言更革之事，也自以为策论取士更容易选出真才实学之人，是以看着这“积极进言”的成果，不禁有些矛盾。

“你等各有什么看法？”过了片刻，嘉庆方冷静下来，对五名军机大臣道。

“皇上，今年会试便是臣与英侍郎主持，臣对今年中试举人策论，都曾详加圈点评判，大多都能言之有物，并非无学之人。眼下朝廷之内，也自然需要兼通经史治事的新人，所以臣以为，眼下所行取士之法，并不需要改动。”戴衢亨率先发言道。

“皇上，臣也经过了今年选士，戴大人所言俱是事实，况今年取才之中，亦多有先前便自成名之人，可见策论选士，并无不妥。”英和也补充道。

“皇上，臣的观点，却与二位大人不同。”董诰对于策论一事，却似乎不感兴趣，道“这科举之事，无论策论亦或经术，其实本质上区别不大，都只是考察考生对于学问、史事、治事之法，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可若是仅仅想靠这几篇文章来看出应试之人，究竟是否适合做官，臣以为不过是几位大人一厢情愿了。臣做官之前，也曾自视甚高，以为经术策论之言都清楚了，当差办事便不会有差错，可臣做了官，才发现其中大有不同，若是新科进士自以为才华横溢，不肯悉心研习部务，又或入了翰林，却对大考如临大敌，这样的进士，果然便能凭借一篇策论成了气候吗？臣以为不然。更何况眼下主考，皆是以经术之学登临庙堂，以精于经术之人，首阅经术之卷，方能看出新科举人一二功力，至于策论，往往有些生僻条目，是主考自己都不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主考往往便不能判断考生所言是否及意，从而选出华而不实的进士。既然眼下科举之法亦有其弊，那重归旧制，臣看来亦无不可。”

“皇上，臣也同意董中堂之言。”庆桂道“眼下嘉庆六、七年的进士，在京中学习已有时日，可恕臣直言，臣不觉得他们相比于嘉庆元年、乾隆六十年的进士，就进步了多少。反倒是眼下朝廷之中，更有一弊，翰林院里，新科进士大多以博闻强记为能事，凡经文史籍旧注典故，不求甚解，唯求多识以自炫于世。臣窃以为，此炫技之风，亦绝不可长！是以臣同意汪给事之言。”

“看起来，又是让朕难办的情况啊……”眼看军机大臣支持与反对各有二人，嘉庆心中也没有了足够的底气，又问刘权之道“刘权之，嘉庆四年会试，是你们最初更革取录之制的一次，你也是当时主考，为何不说说你的看法？”

这时刘权之已晋升了协办大学士，可也已经六十六岁，参决要事，情况亦大不如前，看着两名大学士都不同意继续维持策论优先的取士之法，即便尚有英和与戴衢亨支持，自己心里也没了主见。只得道“这……回皇上，臣当年取士之时，亦知其中多有才俊，可这几年下来，也自觉嘉庆四年进士，与乾隆六十年、嘉庆元年相比，区别不大，庆中堂所言嘛……也是事实。只是这些年以策论取士，臣却觉得也没有多少失当之处，新科进士，臣亦听闻多有堪大用之辈。所以……臣实在不敢说两种办法，究竟孰优孰劣。”

“唉……”嘉庆看刘权之渐渐老迈，所言也是模棱两可，心中亦是不快。只得续道“既然此事你们做军机大臣的，都各有各的看法，那朕也不能偏私。会试亦是国家根本，朕也不能只听你们几个的想法，还是下次大学士九卿集议之时，再做决断吧。”

可是，之后的大学士九卿集议，情况却更加不利于阮元，参与发言的大部分高官，都以为旧有科举之制并无不当，阮元等人的新制不仅在嘉庆四年之后，效果平平，而且很多考官不擅评判策论之卷，只恐埋没人才，以稳妥计，也应该恢复旧制。嘉庆眼看反对策论优先之人甚多，也只得“遵从众议”，将会试三场试卷的评判顺序，恢复到了阮元改制前的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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