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俗语有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世道变革，没有一次能成。

永嘉之乱的祸首汉赵刘氏，本身便是汉化年久的屠各贵族，刘渊个人文化素质在于中朝世族名流的交往中都能不落下风。而羯赵的石勒，起事不久便创设君子营，更大用张宾等一批才力之选。

之后的前燕慕容氏，更是汉化的急先锋，偏处辽东一隅之际便招揽了大批的北逃士人。氐羌的前秦、后秦，其统治团体更是在内迁石赵这段时期完成了对于制度的初步认识。

北魏拓跋氏那就更不必说了，简直就是五胡之中汉化改革集大成者，对于诸夏世族门户的拉拢倚重在诸胡政权中更是无出其右，后世影响深远的五姓七望便初步形成于这个时期。

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大乱世，从发源最初便背负着浓厚悲怆色彩的，唯有乞活军。而能够一直坚持本色，不与当权者完全合流，不与世族门户达成妥协的，也唯有乞活军。乞活是他们的最高诉求，也是唯一使命，但这诉求最终达成如何，也实在是见仁见智。

从内心而言，沈哲子是希望乞活军能够积极踊跃的加入到行台中来，他也愿意给乞活军营造一个彼此都满意的归宿。这并不是所谓的妇人之仁，高尚一点或可称是回应初心，不忘自己立志北伐的旧愿，让普罗大众都能受惠于世道的重新归一。

老实说，在看到胡润转述乞活军诉求的时候，沈哲子心中确是不乏羞恼。自江东奋斗开始，到如今北伐形势一片大好，他虽然还没有狂妄到目中无人，但每每念及自己一手塑造起来的大好局面，心中也是不乏自豪。

可是广宗乞活所提出的要求，则不啻于给了他一个耳光，原来在这些乞活民众眼中，他与羯主、与其他乱世豪强，也是没有太大分别的，迫于势大不得不选择依附，但仍然保持着警惕与独立。

当然这一点羞恼倒不至于让沈哲子勃然大怒，通过他自己的了解与这个田举的描述，他是认识到乞活军这一群人说是短见也好，说是天真也罢，不是能够轻易受人蛊惑的，这种闭塞自守，源于对世道的彻底失望乃至于绝望，并不只是针对行台又或是他本身。

想通了这一点，沈哲子心念也渐渐有所通达，既然你们对世道已经绝望，那我就营造一个让你们无从拒绝、身不由己要加入其中的一个新世道。

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之后，他在内心里也给乞活军做出了安排，既然乞活军不愿意加入行台统序，大可以保持这种遗失孤立的姿态，作为一个观察者，来见证未来河北乃至于整个世道的兴复。

聆听半个多时辰后，沈哲子抬手打断了语调已经渐有顺畅的田举，提出几个原则性的问题。首先，行台原则上同意广宗乞活保持独立的诉求，但是只保持行政上的独立，将广宗、上白、平乡等各自一部分区域析立为新县，广宗乞活必须要放弃广宗城，进入这座新设县治生活。

其次，生民止戈，广宗乞活必须要放弃所有的武装力量，唯以耕桑为专务。同时，乞活自治，先有民户既不检索入籍，也无须缴纳赋税，但自此之后，不许广宗乞活接纳荫庇任何一个新人口，现有民户新生人口则不在此列。

这算是行台基本的原则态度，沈哲子说完后，也不理会田举反应如何，告知后续接洽事务由兖州刺史胡润全权负责，便让人将之送出了营帐。

田举不敢力争于大将军当面，只是在退出之后，心情却是有喜有忧，极为沉重。

喜则在于在见识到行台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后，他本以为乞活自治这个问题上行台不会答应，但却没想到沈大将军意外的宽宏，不独允许他们自治，甚至不会施予更多盘剥。要知道他们虽然也隐隐独立于羯国统治之下，但要维持这种地位，每年都要承担相当沉重的捐输奉献。

忧则在于沈大将军所提出的止戈令，乞活生民未必人人乐杀，保持足够的武装力量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基本人身安全。一旦解除了武装力量，拔了牙的老虎于外又能有几分震慑？若是未来行台反悔，收回他们自治的权柄，他们则没有丝毫招架之力。

还有就是责令他们搬离广宗城，田举也担心义父田弗不能接受。

他们这一部乞活军休养于广宗已经几十年之久，为了营造乱世中这一处可贵的生存之地，每年都有大量积储投入于城池的营造上，单纯从城池的坚固程度而言，可谓是河北首屈一指的牢固大邑。

当然田举是不知道，沈大将军自然不会谋求他们广宗乞活这一点可怜家底，提出这个要求的乃是在曲周拒不见他的兖州刺史胡润。

而胡润的理由也很充分，广宗乞活虽然没有在正面战场上配合上白羯军狙击王师，但其默许的态度以及广宗与上白相近的地理位置，一定程度上也给上白羯军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