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恢虽然被拘押在尚书台，但也并非完全隔绝了外界的消息。当然所知大部分都是那些监押他的将士们所转告的，至于那些将士们所说的自然也都是沈维周愿意让他了解的。

不过这倒并不意味着那些信息不可信，相反由于是沈维周视角得观，令得诸葛恢即便不在局中也能略得俯瞰通览，将时局各种变化了然于心。而且目下态势来看，沈维周也根本没有欺骗他的必要。

至于沈维周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是稍施怜悯，让诸葛恢得以死得清楚明白。又或者存心炫耀，让诸葛恢感受一下即便其人缺席，于世道而言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反而有可能更好。

的确凭心而论，诸葛恢也不得不承认，不考虑沈维周种种手段是好是坏，从意图与效果而言，对时流人心的洞察以及那种扬长避短的敏锐，算是给诸葛恢上了生动一课。

其人以扫除旧弊为名，牢牢将时流注意力吸引在他们根本就不擅长的方面，无论有什么样的应对与反击，或者不能说是全无成效，但最起码是始终处于一个劣势战场上，譬如逆风而动，事倍功半。

至于结束当下乱象的关键，则始终被沈维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举措所遮蔽下来，让人根本把握不住重点。比如群策群力，解决当下他和褚翜所面对的具体困境。

并不是说这两人得以从容后，就能有效钳制住沈维周，而是因为他们两个若能得于言行自由，最起码可以将群力稍作统筹，而不是如今一盘散沙，以至于令沈维周得以横行无忌，无人能阻。

困住诸葛恢最大的障碍，就是那封所谓琅琊王恬临终血书里的指摘。王恬临终构陷，确实大出诸葛恢所料，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办法化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落在吴郡乡人手中的王氏残余二人。

这两个生者有怎样的招供，自非王恬区区一份血书那种死物呈现的一面之辞能比。而吴郡乡人这一次看似与沈氏站在一起，但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乡土基础被侨人严重挑衅，只要消除了这一点误会，双方未必没有合作的机会。

因为相对于南北纠纷而言，沈氏等吴人武宗的无掣肘崛起对这些吴郡旧望人家的利益触碰要更加大得多。比如沈维周眼下所力推的吏考，若是成为定制，久而久之吴乡大量寒庶俱仰沈氏鼻息以求择为吏用，循途以进，谁还会对顾陆人家念念不忘？

王氏二人入都，这一消息诸葛恢也在第一时间得知，也在那一刻心情彻底跌落谷底。很明显他在外那些家人们包括一众哄闹时流们，尚在纠缠于都内当下的纷乱，却没有意识到要从根源入手，与吴郡乡众进行有效的沟通。

要将诸葛恢这样一个时望、资历并势位俱有的重臣入以确凿之罪而非用强诛杀，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时流热衷以煽动乡众入讼来钳制沈维周下一步的行动，但这些乡众入讼再多又哪能影响到大臣能否定罪？顶多只是让这些参与者在一片闹哄哄中略得自我安慰，错以为乡情民势站在自己一方。

沈维周以扬州刺史府收纳乡民入讼，其实就是主动开放一个看似最容易被攻破的缺口，吸引人来作此无谓劳碌。但就是这样简单一个障眼法，就将所有人目光都吸引过去，错失补救最佳时机。

明于秋毫，不见舆薪。诸葛恢明白，随着王氏这两人入都，套在自己身上的绞索算是绑牢了。而他的倒下就是一个最大的突破口，他的罪名将会成为一个莫大黑井，将所有与他有关联或者沈氏想要铲除的对象俱都填入其中！

果然不久之后，廷尉山遐便亲自来到了尚书台，手持两份供词，上面写满了王胡之与王耆之的供词，内容与王恬的构陷大同小异，详细描述了诸葛恢处心积虑将儿子诸葛甝安置在琅琊郡太守位置上，通过诸葛甝的诱逼与包庇，迫得王允之出面去游说并集结琅琊乡众们，继而酿生后来一系列的变故。

阴存废立歹念，这是琅琊王氏前前后后给诸葛恢编造的罪名，从动机到具体的施行过程，包括涉事人员在当中轻重排比，俱都清清楚楚，井然有序！

“眼下尚欠公审，罪仍未定，葛公仍可再作自辩。但此事涉及君王手足亲疏，自陈之时，葛公尚需慎言。届时堂上也会安排人事对质，审断排在三日后朝期次日，葛公早作准备吧。”

山遐交代这些的时候，仍是面无表情，既没有将要亲手把一位台辅定为谋逆大罪的兴奋与成就感，也没有对诸葛恢人之将死投以悲悯。

从这一点而言，时人厌恶山遐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人甚至没有要用严刑峻法打造一个清平世道的热情，大概唯独热衷于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线索整理成为确凿的罪名。

“罪列于此，无需再陈，唯一点请求，恳请山君转告梁公，请免于公审，允我密室自裁。”

诸葛恢沉吟许久之后，才开口涩声说道。所谓的自陈，从来都是一句虚辞，最终结果如何，又怎么可能因为诸葛恢的些许自辩发生什么逆转。所谓的公审，无非是将更多人网罗进来，以更便于沈氏清洗罢了。

山遐听到这话后便皱起了眉头，公审可是他准备许久的定势一举，若是少了这一节，整个议罪过程都将留瑕。可是看到诸葛恢一脸的恳求，他最终还是点点头说道：“此请我会转告大都督，是否能成，不敢向葛公作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