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不是坏了嘛，刚修好没几天！”这瞎话编的就太低级了，洪涛也没想在这方面费心思，不管自己说得多圆胡警官也不会信，自己打的什么主意他很清楚。

“你这玩意违法不违法？”胡警官也不和洪涛废话，反正现在摄像头的事儿他知道了，以后那一片儿再发生什么案子，直接就先去看录像资料，看你再敢坏。

“合法，必须合法！您放心，头天装上第二天我就去分局技侦登记备案了。上次我店里不是丢了上万块钱的内存条嘛，装这玩意主要是防备小偷的，谁想到今天用到这儿了。”

洪涛肯定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既然已经挖好坑了，肯定不会让坑自己塌，四周都加固好了，恨不得用水泥都抹了一圈，杠杠结实。

“你这套东西贵不贵？谁给你装的？”胡警官好像对摄像头的事儿特别上心。

“您不会是想让我给您管片里都装上这个玩意吧？”洪涛大概猜出来胡警官想干嘛了，如果胡同里隔不远就装个摄像头，他的工作就好干多了。

可是这不现实啊，自己装是个人的事儿，营业场所或者公共场所去分局办个手续就成了。派出所安装监控系统就太麻烦了，先不说这么做合适不合适，这笔钱谁出？总不能让自己掏钱给派出所装设备，凭什么？

派出所就算有钱，它也不能装，因为没有这笔预算，也就是说领导没同意。想装就得上报分局，分局批了之后也不能由派出所自己出钱装，得由分局或者市局装材处统一采购、统一找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安装。

搞这么一大套程序，光是一个派出所装肯定就不合适了，那就成了一项大工程。所以分局自己还做不了主，甚至市局都不能拍板。

中国的事儿就是这么怪，下面干活的没权利，上面拍板的没实际经验，往往上面制定的措施到了下面可执行性很低。权利的高度集中还造成了效率的极度低下和极大的浪费，干活的人狗屁权利都没有，谁会给你诚心诚意的干？不干又不成，咋办？

很好办，当年中国人是怎么对付小鬼子的，现在就照方抓药再来一遍呗，磨洋工。大部分工作都是糊弄领导，什么百姓满意不满意全是扯淡，只要让领导挑不出毛病就是好活儿，多一点都不带干的。

至于说这么干对国家是不是有害处，老百姓的回答是：去他娘的蛋！谁掌权谁去操这个心，老子狗屁权利都没有，能干这么多就不错了。

“我哪儿有那么大权利，不过我可以和管片里的几个重点单位提一提，让它们也在门口装这么个玩意。只要别太贵，我想它们应该不反对，没什么害处嘛。”胡警官想的比洪涛更具可行性，不愧是老警察，凡事儿都能找出合理合法的解决办法。

“这事儿好办，我来提供设备，保证一分钱不赚，还送货上门指导安装使用。价格就是三五千块钱的事儿，一个摄像头不值钱，一台二手电脑加点线路也没几个钱，哪个单位都能拿出来。拿不出来就是不支持您的工作，赶上机会挤一挤，他们还得乖乖的安上。”

胡警官的意思洪涛听懂了，他是打算私下在辖区里利用关系组建这么一套视频监视录像系统。别的地方安不安他管不着，也不用派出所掏一分钱。在自己这件事儿上胡警官很仗义，所以他的事儿自己也必须大力支持，这就叫投桃报李。

“出来一下……你别呲牙，我饶不了你！”洪涛正和胡警官聊的热闹，房门被人推开了，管所长板着一张黑脸站在门外先冲胡警官招了招手，然后恶狠狠的瞪了洪涛一眼。

“你怎么还认识徐家的人？”很快胡警官就进来了，眉头紧锁，满脸都写着一个字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