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千万贯，听起来是数目极大，然而几十万判罚苦役的满（人）汉（奸）劳工饭还是要吃的，而且要让其维持强度甚大的劳动，再少再少每年总要花上价值十几万贯的米粮；而且开河还得有必要的劳动工具和配套运输的牛马，姑且不说簸箕、扁担、箩筐、铲锹、撬棒、丁镐、绳索、板车等劳动和运输工具的损耗，光光一万多匹普通驮马、曳马的每年马料钱少说也要几十万贯；当然，上面只是小头，真正的大宗开销还是工程材料，别说同时开工两条河道了，仅仅沿着黄河故道开挖，沿线干渠用于调控水量的河闸就少说要建两百来座，一座河闸轻则数千斤，重则数（夏）吨，光光铁料一项，预算就要做到一千来万贯；这还没有算上最花钱的河道底部水泥敷底和两岸钢筋水泥大堤，就算都水衙门能从金洲（苏门答腊）运来相对廉价的火山灰水泥，这笔费用也将是天文数字。
而对于蔡通和度支衙门来说，即便每年拨出二百万贯的经费充当黄河综治工程的借贷利息，也只能以年息八厘的较低利率水平维持四年四千万贯的借贷总量，每四年就必须清偿所有的本息，否则根本维持不下去，好在郑克臧也想到了这一点，愿意修一段河道便出售该段沿岸的田土给债券持有人以维持朝廷信用。
可惜郑克臧算盘虽好，等到蔡通和四海、通海两家准央行联系后，才发现根本借不到钱。借不到钱？这下让度支衙门晕了。莫不是借贷利率太低了？可是拉高了利率，利息支付上就存在问题了，总不能让库房里饿死老鼠的度支衙门上下再勒紧裤腰带吧。什么？利率提到一分五也借不到钱？四海、通海，你们过分了，这是朝廷公事，再说了又不是问你们借钱，而是让你们牵线跟全国两三百家钱庄借钱，你们装什么大尾巴狼，度支衙门还能两号的股东呢，虽然没偿还完购股价款之前不能行使股东权利，但也不能如此敷衍不是。
然而四海、通海两号的主持人却把难处放在了台面上：没错，两号如今并不经营实际存贷业务，可鉴于郑克臧在武成十三年出售两号股权、武成十六年出售太平冶铁场、武成十八年宗藩大借款等一系列重大的金融行动中抽走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银根，导致如今各家钱庄实际存银不足，在可能出现挤兑的威胁面前，华夏朝廷出再高的利息，只怕也无法借到钱。
蹴鞠又踢回了郑克臧的脚下，可得到度支衙门汇报的郑克臧却勃然大怒，他认为蔡通和度支衙门是被内廷经理处给忽悠了，什么抽走银根，市面紧张，简直是一派胡言——武成十三年出售四海、通海两号股权的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是花在战费上了，出售太平冶铁场的收益被兵部存回了钱庄生息，刚刚过去的宗藩大借款也多数用在了国内贸易上，市面上绝对不会缺钱，钱庄票号也不可能存在银根紧张的问题——问题的关键还是利率方面，钱业总会显然是想趁火打劫，内廷经理处更是为了分薄宗藩借款的信贷压力在推波助澜。
于是郑克臧把内廷经理处几名会办、帮办直接喊了过来，在郑克臧的压力下，内廷经理处不得不决定内廷每年购买三百万贯的黄河（综治）债券，四海、通海钱庄方面也跟着答应每年各自消化一百万贯的黄河债券，至于剩下的五百万贯，则由两家准央行出面说服各家钱庄以抵押在两家内的开业准备金购买。
事情看似解决了，于是秋后算账的郑克臧便责成盐铁衙门钱业司制定相关条例规范钱庄存贷利息最高限额；又准备命令刑部制定律令限制钱庄、当铺、押行及民间个人实施的高利贷行为。但是四海、通海两家钱庄却通过内廷经理处向郑克臧提出申诉，认为蓄意压低存贷款利率并不符合郑克臧促进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反而会导致资金流向利润相对更高的土地投资，从源头上扼杀了工商业的活力。
南宋、明末都是中国经济极度活跃的时代，可以说都触摸到了资本主义的门槛，之所以最终没有越过这个门槛，外敌入侵打断进程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工商业获利者将所获利润转移到土地经营上，使得继续发展缺乏足够的后劲。对此，郑克臧自然不愿意重蹈覆辙的，但钱庄方面的话明显是误导，就连不是经济学家的郑克臧也知道，低利率对刺激经济的重要作用。因此，两家准央行反对的唯一理由无非是担心利润率下降后，有兴趣经营钱庄票号的人会减少，钱庄票号的相关业务也会减少，进而影响到了四海、通海这两家准央行在准备金等方面获取的预期利益。
利益部门有自己的小算盘是无可厚非的，但危言耸听就不对了，但郑克臧并没有直接处理内廷经理处和两家钱庄的高层，毕竟换人来做，日后也会发生类似的问题，因此关键在于华夏朝廷如何进行利润导向——华夏是不抑制土地兼并的，这是因为华夏有足够多的土地等着失地流民填充，也是因为失地流民同样是工商业的所需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郑克臧默许投资土地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很快，农政衙门根据郑克臧的指令对提高全国田赋征收水平进行了讨论并征询了各省各府州各县农政部门的意见——华夏的田赋收取量是在清代田赋收取量的基础上进行摊丁入亩后得到的，因此实际赋税压力是很高的，只是华夏不收取正赋以外的折色、火耗、鼠雀耗等杂赋、摊派等加征，所以才显得较明季和清代略低——正是因为原本的赋税压力已经很沉重了，地方农政衙门有致一心的共同表示不能再增加百姓的负担，更有不少的地方主官出于忧国忧民或沽名钓誉等原因连发奏章请求朝廷适当减税，当然意图阿附郑克臧的官员也有，因此整个武成十九年的上半年，华夏朝野因为田赋加征的问题乱成了一团。
对于朝野的担心，作为秘书机构的翰林学士院几名翰林学士向郑克臧提出一个实施梯级税率的建议：以户口内人均耕地在十（夏）亩及以下的，按原有征收水平征收田赋；户内人均耕地在十（夏）亩至五十（夏）亩之间的，超过十（夏）亩的部分按原额定田赋的百分之一百零五征收田赋；户内人均耕地在五十（夏）亩至五百（夏）亩之间的，超过五十（夏）亩的部分按原额定田赋的百分之一百零七点五征收田赋；户内人均耕地在五百（夏）亩至五千（夏）亩之间的，超过五百（夏）亩的部分按原额定田赋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征收田赋；户内人均耕地在五千（夏）亩以上的，超过五千（夏）亩部分一律按原额定田赋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征收田赋；功民、爵民应缴田赋将在扣除其免税部分后再行计算；另外原来对非自营性土地执行的百分之十五的额外加征依旧照常执行。
依据这个方案，个人拥有田亩数量越多，缴纳税赋总额越高，不过加征的幅度并不大，因而对土地投资有一定的抑制，却不会动摇郑克臧利用土地兼并实现农业集约化生产的最初目的，理所当然的为郑克臧郑克臧所采纳。但由于华夏国内最大的田主正是皇室、宗室和权贵，所以新的田赋制度首当其冲的加征对象就是皇庄，故而农政衙门的新税制一出台就遭到了内廷经理处的极大反对。然而郑克臧却一力支持农政衙门，胳膊拗不过大腿的内廷经理处便联合部分宗室及权贵，绕开郑克臧直接向农政衙门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