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问是由司马光出题，大学士拟了一道：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

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

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

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以乐成，难以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

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邪？

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

愿闻所以辨之。”

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首先提出的不是改革派王安石，而是保守党领袖司马光！这是他给王安石贴上的标签！

之所以被后世人传颂为王安石的改革宣言，仅仅是因为最了解自己的往往是敌人，这三句话，对改革派总结得太贴切了。

然而这是一处巨大的陷阱。

因为这句话是与夫子的“君子三畏”唱反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要说文学家不通逻辑，那是瞎扯，司马光这通安排的巧妙之处在于——如果改革派认可三不足之说，就是儒家的叛徒，是辱圣人之言，是夫子定了性的小人。

这样的杀伤力，不是老苏一篇《辨奸论》能匹敌的。

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千年，王安石都被列位奸臣，其最重要的一项罪名就是三不足论。

而千年以下，人们又开始以此为王安石提出的论点，加以颂扬。

甚至有专家说，这就是王安石亲口，因为以司马光保守派的素质，是总结不出这三点的。

后世苏油看到这样的资料不由得捧腹大笑，这些所谓专家，却是连《论语》都没有摸过的？

然而王安石就是这么执拗，这么自信，司马光这说法估计是说到他心里去了，竟然不予反驳！

反倒是赵顼历练出来了，司马光要考生“愿闻所以辨之”，一看就知道这是即将掀起舆论大战的前奏，而且从牌面看怎么都是输。

数典忘祖的名声，哪怕是皇帝，都不敢背！

于是赵顼下令，用纸把它贴盖起来，并批令“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次日，王安石去见赵顼，赵顼问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

王安石有些诧异：“不闻。”

赵顼说道：“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令别作策问矣。”

王安石不但不就坡下驴，反而朝坡上走，回答道：“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

“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

“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

“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听闻此事，苏油不由得以手扶额，王安石实在是太小看舆论的威力了。

华夏历史千年，什么经典上找不到支持自己的证据？

《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甚至苏油还将给自己改良派观点的立足点都找出来了：《易言·火器》：“惟火器既日出日新，购用宜慎之又慎。”

群经之首，设教之书，一部周易，通篇都是在讲变化！这才是变法派应该高举的大旗！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要是苏油，就会拿着这个问保守派，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它们是变化的吗？如果是，那我们是不是顺应发展，进行相应的变化，方才可以做到“天且弗违”？

这个世界，运动变化是绝对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

不变，才是违天！用得着跟着保守派的节奏走？自己带节奏不行吗？

在这一点上，王安石还不如他的颜回吕惠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