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王明杰过来给邵宁士倒茶，然后走了出去。

刘伟名没有先开口说话，而是从桌上的档案中翻出一个册子看着，翻得正是邵宁士的档案。当然，刘伟名并不怕邵宁士看见自己正在看他的档案，因为刘伟名的办工作非常大，一般的眼神是看不到的，即使能够看到邵宁士也不敢去看的，这是起码的恭敬。

“刘书记，我对于组织工作有个新的思路想向您汇报一下。”邵宁士开口说道。

“嗯，有新思路很好嘛。你说说，都是怎样的思路？”刘伟名低头看着邵宁士的档案，嘴里随便说着。邵宁士的档案很干净，没什么太多的闪光点。邵宁士二十三岁便进白山市委组织部工作了，从最低级的干事一步步走上来的，在副部长的位置上也只坐了一届。能从最底层一步步地走上来要么是有贵人相助，要么便是自身本事了得，刘伟名综合分析了一下，邵宁士属于后者。另外，邵宁士的缺憾是一直都是在组织线上工作，没有主政过，这点是个不小的遗憾。当然，紧紧对于组织工作来说这是个有利的条件，但是要再往上走一步就有点难了，毕竟组织部部长是市委常委之一，作为一个市委常委，那他的职责便不仅仅只是组织工作了，他参与的是全市的工作，包括各个方面，没有主政的经历便是个弱点。

“我觉得组织部现行的考察干部的方式方法有问题。”邵宁士开口说道。

“嗯，继续往下说。”刘伟名有点惊讶，一般来说这种相差比较多的上下级之间的对话一般都是下级故意表示自己的态度，说是汇报工作一般都只是个幌子罢了，刘伟名没想这个邵宁士没这么干，还真的准备说点什么，而且还直接说到了组织部现行官员考察的弊端。

得到了刘伟名的提示，邵宁士便继续说道：“现在的干部任用制度，可以算是一种伯乐制度。伯乐制度是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也就是所谓的举贤制，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所谓伯乐相马的故事，就发生在春秋秦穆公时代。而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千古传诵，却因为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韩愈的散文《马说》，其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话，更几乎妇孺皆知。不过我怀疑历史上根本没有伯乐其人。整个先秦，东周和西周，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春秋和战国，又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除了其他人们熟知的之外，我个人认为，用人机制的改变，也是这几个关键时期的重要特征。西周使用的是世袭的分封制，西周的灭亡，其实也体现出分封制的不合时宜。代之而起的是举贤制。举贤制相对于世袭的分封制，肯定是一大进步，然而，举贤却是一种典型的人治产物，没有制度性保证，任何人，都不一定把真正的贤才推举上来。

我觉得，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很善于用寓言说事，他们想说明当时伯乐相马似的用人制度存在巨大缺陷，才编出了这么个寓言。韩愈的散文在结尾时也说得清楚明白，千里马之所以不成其为千里马，是因为“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如果往深一步探究的话，韩愈其实是在告诉人们，天下哪有伯乐存在？既然没有伯乐，也就根本不可能分辨千里马和百里马了。

正因为这种用人制度无力选拔真正的人才，到了隋代，才开始了科举取士，也就是说，科举制度是比伯乐制度先进得多的人事管理制度，不仅仅是时代的进步，而且是人类的进化。”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官员提拔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现行的方式方法多少是会存在一些弊端的，这个是受很多方面的影响所造成的。你有这种看法我很支持，如果你想进一步对组织管理工作进行改革，我建议你参考一下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我接触过很多企业，他们之中有一些是跨国企业，他们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国际化的，很科学。这是一种很系统的方案，当然根据考核项目或者目标的不同，可能会有些区别，但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但是这些和官场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可以多想想，但是不可能混为一谈。”刘伟名说道。他对邵宁士这个说法突然感兴趣了，不得不说，邵宁士说的很在理，组织人事方面的事刘伟名很少去考虑。

“当然，这个只是个建议，多看看国外的经验总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别人的体制不一样，只能是借鉴罢了。你继续说你的，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刘伟名继续说着。

得到了刘伟名的肯定邵宁士顿时眼睛便冒光了，说话音调也高了起来：“刘书记您说的这种国外的制度我曾经努力的研究过，也就是基于此我才想出了一个新的改革方式。其实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方式吗，只能算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我的想法是将所有对干部的考核项目尽可能量化，某些不能量化的项目，比如思维的发散性、忠诚度、诚信等，有一些具体的考核办法和试题，并且结合其他一些测试，比如IQ和EQ测试等，最重要的忠诚度。以分数来绝对官员合格不合格。”

“这只是我个人一些想法，岸可能我有点冒进，请刘书记原谅我的草率。”邵宁士说完之后加了一步。

“没有没有，你的这个想法很好，现在官员干部就要有你的这种改革创新的精神，没有改革就没有进步。你做的很好，而且你也不是言之无物，虽然你的这个想法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却是是有一定的可行性。这样吧，你回去写个报告上来，到时候我亲自和几位组织线上的领导一起来讨论一下。”刘伟名肯定地说道，他说的是实话，他很欣赏这个邵宁士，因为这个人不是个只会说空话的，而是个真有本事的。

就在这时，王明杰进来给刘伟名倒水。然后对刘伟名说道：“刘书记，中城区区委书记房福厚同志来在外面等候。”

其实如果刘伟名现在看时间的话可以看到，现在刚好是从邵宁士进来的十分钟。这也是领导和秘书中间的一种默契。当官其实是种技术活，很多细节代表了很多问题。领导同一个人谈话时间的长短决定了很多问题，时间越长则表示领导越看重。另外，下级一般都希望能延长和领导的谈话时间，但是领导则不可能和一个人谈太久，但是也不便直接送客。这时，秘书的重要性便体现了，就像王明杰这样，只需要进来汇报一声，邵宁士就不得不起身告辞了。

“那刘书记我就先回去了。”邵宁士连忙起身说道。

“嗯，好的。以后工作上的事情要多向彭华同志和德凯同志汇报，当然，也可以向我汇报。”刘伟名最后说道。前句是告诉邵宁士，要注重规则，不要越级上报。后者则是给邵宁士一个友善的信号。

邵宁士很激动的点头，然后跟着王明杰走了出去。

刘伟名又给自己点了根烟，喝了口茶，这时王明杰领着中城区区委书记房福厚进来，然后继续倒茶，随后关门出去。至于中城区区委书记房福厚，汇报的就都是些言之无物的东西，两者之间很有默契的交谈着。与邵宁士的汇报不一样，中城区区委书记房福厚的汇报就非常公式化，他的目的就是来刘伟名这走个过场，表面一种态度。刘伟名也知道他的想法，两者很默契地谈着，十分钟之后王明杰进来，房福厚便很配合的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