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四大教派虽然各有自己的传统领地，但都在整个藏人区广建寺庙，因此，格流派的寺庙往往混杂在一起，给各流派的纷争埋下种子。

乌斯藏是大明土地上少有的政教合一的地区，其宗教纠纷也与地方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蒙元开始，统治乌斯藏的首领是来自山南地区桑日县的帕木竹家族，首领被赐封为“大司徒”，大明建国后，洪武帝赐封为“兰花王”。

后来政权被当地的朗氏家族继承，以乃东县为统治中心，主要活动在前藏地区，也就是拉萨。

随着帕木竹政权逐渐，各地方首脑渐渐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些地方首脑的职务，沦为终身制，后来又称为世袭制。

后来，帕木竹政权的外戚格氏家族逐渐取得对地方的控制，建立了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实质上的政权，藏人称之为“仁布巴”，大明朝廷也予以认可，嘉庆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仁布巴的家臣辛厦巴才旦起兵反叛，辛厦巴家族控制了乌斯藏地方政权，首领称“第斯藏巴汗”。

大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3年），继任者彭措南嘉控制了阿里地区，这一地区的许多小国都被占领，除古格王朝外，整个乌斯藏基本上为辛夏巴家族所控制。

但辛厦巴家族崇尚噶举派（白教），极端仇视格鲁派（黄教），仇视格鲁派给藏传佛教带来的革命性大洗牌，因此，常常武力威胁格鲁派。

大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8年），彭措南嘉武力占领色拉寺和哲蚌寺，屠杀、驱赶寺中格鲁派僧人，破坏庙宇、建筑，并随后正式建立以日喀则为中心的乌斯藏地方政权，成为继帕木竹巴、仁布巴之后又一世俗的乌斯藏贵族政权，彭措南嘉自称藏巴汗。

大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丹迥旺波继任藏巴汗，依然仇视格鲁派，达赖四世去世后，丹迥旺波不让他转世，企图消灭哲蚌寺。

大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格鲁派在蒙古和硕特部的帮助下，企图收复色拉寺与哲蚌寺，双方经过激烈的武装斗争，最终丹迥旺波获胜，但为了防止敌人依据城堡与自己继续战斗，他下令，在他的统治区，除日喀则等十四城外，拆毁所有的大小城堡。

辛厦巴家族武力建立乌斯藏地方政权，统一了乌斯藏，统一了度量衡，促进了乌斯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战争本身，又使乌斯藏本来就稀缺的人口急剧减少，到沐启元进军乌斯藏的时候，整个乌斯藏人口中藏民还不到五十万。

丹迥旺波毁城后，将人口集中到有限的十四个城堡中，促进了藏人、蒙人和汉人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但汉人勤劳简朴、勤于思考、善于经营的个性，使他们能迅速聚敛财物，这就遭到占人口绝对多数的藏人与蒙人嫉妒与眼红，这也是乌斯藏、朵甘地区发生针对汉人暴乱的直接导火索。

但是丹迥旺波的毁城行为，也为明军迅速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如果藏民分散在各地，在高山与大河密布的乌斯藏，明军就是追着打，也是费时颇多。

刘臻羽的五十五师行军速度并不快，雅鲁藏布江和雅鲁藏布大峡谷就阻在行军的路上，若是旅游到此，这些绝美的素材，就是拍出图片，也能吸引一大批驴友的眼球。

刘臻羽作为先锋，面对高山、大河、峡谷，他根本无法承担遇山开道、遇水搭桥的重任，他只能尽量拓宽行军路线，寻找能穿过这块土地的路径。

好在乌斯藏早就进入农耕社会，藏人在这些高山、大河、峡谷上修建了铁索桥，大约两百年前，白教就有一位名叫汤东杰布的高僧，以善于修建铁索桥闻名，大概相当于桥梁设计师。

行军速度慢，大军又无法隐蔽，刘臻羽也没办法，他只能命令士兵，将遇到的零星藏民全部杀掉，尽量封锁大军入藏的讯息，至于能做到什么程度，他就没法控制了。

工布城在乌斯藏的东南，雅鲁藏布江的北岸，背靠雅鲁藏布江，平均海拔只有三千米，比云南也高不了多少，由于水源充足，海拔相对较低，十分适合农业生产，被称为“乌斯藏的江南”。

刘臻羽到达工布城的时候，在距离东城门的地方驻扎下来。最为前军，他既承担为后军开路的责任，又有攻城的实力，毕竟一万多全部配备燧发枪的士兵，在藏人区绝不是一支可以忽略的军事力量。

根据侦讯的回报，乌斯藏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一是丹迥旺波亲自训练的八支精锐部队，每支军队约有三千人，由丹迥旺波亲自指挥；二是在各地守城的地方军，战斗力相对要弱得多；三是蒙古和硕特部的军队，数量不详。

蒙古人亦民亦兵，随时可以将壮丁武装起来，战斗力不亚于正规军，但他们刚刚败给了丹迥旺波，想来战斗力也不会强到那里去，这里毕竟不是可以纵马奔腾的大草原，高山与河流将乌斯藏切分成无数的小块，蒙古骑兵根本无法发挥速度优势。

刘臻羽本来打算等沐起元大军到达之后，才开始攻城，毕竟他的士兵人数少，只有万余士兵，难以完成围城的战略目标，但工布的藏兵却没有给他等待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