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边让之死的事, 正史中资料记载很少，只说他“恃才气，不屈曹操, 多轻侮之言”，或“言议颇｜侵｜太｜祖, 太｜祖｜杀让, 族其家”。至于他到底说了什么话，又具体做了什么事, 没人清楚。

而吕昭这边, 据消息灵通的郭嘉所言，曹操杀边让的目的, 与打压州郡地方士族势力脱不开关系。

在交通不便利、通讯不发达的古代, 皇权难以深入到国家的每个角落, 治理地方只能与州郡豪强合作。取得一定权力的豪强们经过数百年的经营运作，在老家的土地上深深扎根, 不知饥渴地汲取着养分壮大自己……终于长出了一大片遮天蔽日的树荫。

这是特定时代下的必然选择, 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

作为既得利益者, 豪强们当然很维护自身所处的阶层，警惕并反对任何可能导致他们权益受损的行为。

但当他们中的某些人将财富和名望聚敛到极致, 准备更进一步的时候，真理的风吹散了遮眼的迷雾，他们忽然就能意识到, 豪强士族的权力逐渐膨胀导致的问题有多令人头痛了。

比如袁绍。

从韩馥手里把冀州骗过来后, 袁绍为了站稳脚跟，拉拢韩馥的叛将麴义，提拔不被韩馥重用的沮授、田丰、和审配，任命沮授为监军, 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通过他们安抚本地民众。

本地士族是满意了，但跟随袁绍的又不只是他们三个，还有从颍川来的辛评、郭图、荀谌等人。

荀谌是荀彧的亲弟弟，平时不声不响，一出手就干大事，正是他与袁绍的外甥高干一同前去拜访韩馥，连哄带骗，威逼利诱，层层递进，兵不血刃地帮袁绍骗到了冀州。

虽然荀谌事后得到的嘉奖并没有沮授、田丰、审配等人多，似乎配不上他的功劳，但他看上去不是很在意，从未在任何公开或私密的场合表达过不满，仍旧保持着没事不说话，有事少说话的一贯行事作风，非常低调。

比起荀谌，颖川派剩下的几个人就没那么省心了，为了前途，为了利益，他们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挽起袖子积极开始斗争，跟冀州派撕扯得昏天黑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进入白热化，他们也从一开始有理有据地反驳不适合的观点，发展成现在的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么一帮人天天在耳边嗡嗡嗡，袁绍为了不让他们真的当堂打起来，端水端得头都要炸了，心情能好才怪呢。

而每次独自生完闷气，袁绍都会在心底悄悄问自己：到底要让出多少好处，他们才能感到满足，消停下来呢？

……这个问题真的存在答案吗？

又比如曹操。

兖州本地士族推举曹操做兖州牧时，双方相谈甚欢，约定好了要携手并进。但曹操只是表面应承，实际对兖州士族十分防备——最受他信任的武将们不是姓夏侯就是姓曹，最受他器重的谋士们则大多出身寒门，这两拨人牢牢把控住了关键岗位，紧密团结在曹操周围，导致兖州士族们连个能把手指头伸进去的缝隙都摸不着。

这就很令兖州士族不满了：我们出钱出粮支持你四处征战，你小子就这么对待我们，只在索要东西的时候热情？当初说好事成之后对半分的大饼，我们现在就咬着一小口！

曹操则觉得自己给的够多了，这帮人哪个不是富得流油，良田漫山遍野连成片，邬堡盖的一个比一个大，家中仆从食客一个比一个多，仓库里囤的稻谷堆成山，钱积得太久花不出去，串钱的绳子都烂了，就这样还跑来给他哭穷，明里暗里骂他穷兵黩武，四处征战，浪费了太多粮食，他们快供不起了，听得曹操内心狂翻白眼，也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能微妙地体会到一点点当初桓、灵二帝纵容宦官掀起党锢之祸时的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