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两宋朝政、评说那些当政权臣、甚至历代皇帝，都离不开变法，主要是肇始庆历熙宁二个朝代的变法，一个涉及官职制度，一个涉及到赋税制度。自从宋仁宗/范仲淹、宋神宗/王安石破除重重阻力，发起变法，就造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从此以后，宋朝的基本统治秩序大体上就偏离了理性施政的正轨。那些改变部分法度的不同意见力图改善统治条件和施政效率的努力，变成了变法派和守旧派两派大臣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完全背离了法规改革或者制度保持不变的初衷，所以臣宰从当朝到地方，如果不站队就不能立足于朝堂和州府县衙门,就变成了不属于正常人。这种局势变成了两宋的常态，使得两宋从一个相对平稳富庶的王朝变得内政混乱、对外软弱无能看似有序实则混乱不堪的政治实体。一个看似硕大无比的庞然大物，一遇到外敌侵袭,犹如纸房子一样轰然倒塌。这样的结果，就是宋徽宗时北宋被金国灭掉，蒙受靖康之耻，南宋偏安小朝廷受尽屈辱，企图苟活一时，却难逃败亡，结果陆沉海底，被元朝埋葬南海。

这并不是说两宋的灭亡是变法导致，而是说围绕变法暴露了两宋制度的根本缺陷，这种根本缺陷从变法和反对变法这样的表面矛盾中显现出来，让当事人展现他们的丑恶，让两宋的根本制度表现出没有能力自我矫正和及时作出必要的调整，最后只好带着这些缺陷与它要维护的两宋政体同归于尽。

本文是为拙作《岳飞再世，武穆称雄》所作的基本准备工作之一。从有宋建国开始，宋朝就制定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制度，作为鼎新前代弊政的措施之一。这些制度就是宋朝治国的基本原则，成也是它们的功劳,败也是它们的责任，这是一個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也成了任何在两宋期间成为历史过客的时代背景。岳飞和他有密切联系的所有人物更是如此。故此，理解这个时代背景就分外重要。本文将试图完成以下几个内容的阐述：对有宋的基本制度作一个概述，变法涉及哪些制度，是不是针对现有制度的改变，还是新增加的法度，试图补全原有制度的缺陷。

一、宋代基本制度

宋朝政治制度

宋朝统治者为防止中唐晚唐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及大臣、外戚、女后、宗室、宦官等人的擅权，以及防御辽寇、西夏等外部势力的侵扰，不想成为梁、唐、晋、汉、周以后又一个短命的王朝，从政治到军事，从中央到地方，逐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把政治、军事、财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其核心和要害正如宋太宗所说“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包括职官、军事、科举、法律等方面都制动了独特的系统性制度。

中枢机构的演变宋朝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二府制的特点就是文武分权。其中的中书，是宰相办公室,尚书、门下两省名号虽存，但已成外朝,不是宰相机构。宰相的名称是“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副相，实际上，从尚书丞、郎到三师皆可加此等官衔而成为宰相或副相。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三高官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注意一：这意味着文官系统的最高权力在皇帝手中。注意二：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名义上恢复三省，实际上趋于一省，次相以兼中书侍郎因请旨而更接近皇帝，由此便于皇帝独掌大权。

宋设置枢密院专管军事事务，唐朝先有左、右内枢密使，向由宦官担任，后期的枢密院是在三省之外的一省，君主**制度下宦官擅权的产物，是皇帝为了独揽大权却让宦官得利的一个例证。唐末朱温对此改变，让主持枢密院的宦官专管军事，宋朝的枢密院就是由此嬗变而来，形成了与文官并驾齐驱的二府之一，客观上分了宰相的权，形成文武分权；同时还分领六部之一兵部的权力，宋朝枢密院长官自称“本兵”，也就成了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军事统帅。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为了体现文人统治武人，正职按惯例只用文人，武官只能担任副职，比如岳飞在被杀之前剥夺军事统帅掌兵之后，就被授予枢密副使，脱离军队而被架空。

宋朝的官衙机构和制度设置

中央行政机构，主要是二府、三司、六部

台谏制度，包括御史台的三院，就是台院、殿院、察院，御史中丞为台长，宰相及其亲戚不得任此职。

宋朝的谏官制度，设有谏官，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但是必须有皇帝特旨才能担任。

军事制度，特点是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以便于权力集中于皇帝。管理军事四个部门，它们分别是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负责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从这四个部门的设置可以看到，宋朝没有一个部门可以快速调动军队，出自之外，还有一个更加无序的干预军队，就是皇上，比如高宗赵构，无数次直接发命令给岳飞，甚至深更半夜他自己不睡觉，也能心血来潮给岳飞发一道紧急命令，往往前一道命令，后一道无相矛盾的命令有来了。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宋朝的地方官均以朝廷官吏派出任。比如县一级的“知县事”，高级官吏则称“判县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牵掣一下知州的权力。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东都朝堂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则称为“路”。需要注意的是，宋代有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的设置，但是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级别的权力体制，比如，没有一个路级官长可以统管一路的总体事务。但是路一级官员有监司和帅司。监司包括：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

漕司，就是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

宪司，就是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罚和点狱。

仓司，就是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

帅司，就是安抚司，也称为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有宋一朝，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而只有二级，从而在路一级的官员和职能就没有一致性。

宋朝的官职制度

宋代实行官、职和差遣分离的制度，宋初确定的官阶，只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因此又称为“阶官”或“寄禄官”，宋神宗改革官制时，文官定为二十五阶，宋徽宗时增为三十七阶，还改定武官共五十二阶。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即“职事官”，这个是需要皇上或者上司在需要的时候指定专人去担任某项职位的，所以，阶官决定一个人每月赚多少钱，差遣决定一个人有多大权力。因为阶官大大多于差遣，所以形成严重的冗官现象。那些职官或者贴职，则是给一些特殊部门的虚衔。除了这些候补官员只拿钱不干活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荫补官、勋爵官、名誉官，都是永久只拿钱不干活的冗官。这个领域是范仲淹庆历改革的对象。

宋朝的赋税制度

这个制度事关宋朝的财政收入，也是王安石变法的目标，主要有如下内容。

青苗法，内容：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也就是说这种打着帮助农民度过青黄不接幌子的官府借贷，年息最低的是百分之四十。作用：它的目的从设计上的帮助农民，变成了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官府的财政收入，将贷款从私人手中收归官府，实质上加剧了民和官府的矛盾。问题：鼓励农民饮鸩止渴，寅吃卯粮，实质上加重农民负担，由于缺乏有效管理，农民的付出并没有增加朝廷的财政的收入。变法前后的比较：之前用常平仓应对年景的丰歉，部分功能从设计上说，用青苗法代替，但是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新增税法，提到的作用，加剧了官民之间的矛盾，改革利小害大，不应该出笼。

募役法内容：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作用：给有一定承担能力的农民提供了在劳役和钱粮方式缴纳赋税中选择的灵活性，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本来就入不敷出的农民，自己都吃不饱，哪里能有多余的钱募役。变法前后比较：劳役和钱粮互换，本质上和负担上没有后差别，但是官府的强迫和增加杂税，就极大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还有，凡是变法，都要增加官吏去推行，这又是一个盘剥环节，所以这个变法也是有害无利，不如不变。

方田均税法内容：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作用：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这项法规，也没有本质的变化，而是改进了操作，等于是在实际基础上的实施。这项实施，因为增加了田赋的基数，在这个新的比以前更大的基数上，即使不增加田赋比例，也能增加朝廷财政收入。不过，这个也没有必要打着变法的旗号，只需要选派能吏推展已存制度，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