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借用了孔夫子论语的说法，用他当鞭子打人，意思是说你们太性子急了，以至于违背了孝道。

这就是把当时可以说上话作出决定的君臣一网打尽，说他们都是不孝。这个罪名太大。

在宋代，不孝是大罪，承袭了盛唐对不孝惩治的律法，都很严厉，犯者必究。

也就是说，如果张商英有关“父之道”的指证，确定为不孝犯罪，那么所有人都要被惩罚，包括皇上。

不少罪行可以有例外，特殊的人物可以豁免或者减轻，而不孝罪不能豁免，也不能减轻。

因为不孝罪的本质是人伦大罪，而人伦只要是人，都必须要按照遵行，否则就不是人了。

当皇上确实位高权重，但是你要说他不是人，那他也不干是吧。

所以张商英的这个奏疏，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夸大其词，哗众取宠，关键是不符合实际。

而且他也根本就不是那种固守成规的人，这样说，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图谋自己出头。

可是如此一来，两边的重要人物都被他给得罪了。

因为小小改动，双方都可以看成那是自己主张的胜利。

保守派觉得胜利了，因为他们撬开了坚冰，有了起头就有希望。

改革派则保住了基本改革成果，也是胜利，起码没有大踏步退步。

最关键的是双方有了一致的基础，可以避免双方乱斗，可以专心干事了，这是皇上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不过，这次张商英至少说的没有太大毛病，也就没有人推他进坑，只是说了没管什么用，威信大降。

而且在大家心里都留下恶劣印象，这个恐怕后果更糟糕。

接着这位不得消停的老干将又给苏轼写信求入台，其廋词有“老僧欲住乌寺，嗬佛骂祖”之语。

这里的廋词，就是隐语，有什么事情不直说，又不能不说，就拐一个弯说出来。

弯虽然拐了，可是意思该明白的都明白。

比如其中的“嗬佛骂祖”，并非是他敢对佛祖指着和尚骂秃驴，而是表达他什么人都敢得罪的意思。

也就是说，只要让他干那个官职，他保证让他咬谁他就咬谁。

所以他的这种小人一般的发誓，让正派人一看就会产生极其厌恶的情绪。

你谁都敢咬，难道我也谁都想让你咬吗？是你自作主张，还是我混不讲理呀？

你这样说，是表明我不知好歹，还是识人不明呢？

这种东西不在写信的人表达如何，而在于读信的对写信人的感觉如何。

还有前面那个“老僧欲住乌寺”，也是廋词，也就是隐语，老僧自然指他自己，乌寺则是御史台。

也就是他还想当御史，以便见谁咬谁。

综合起来，他的这句叫廋词也好，是隐语也罢，估计正人君子没有一个喜欢的。

既然本身就不妥当，性质低劣，果然以前他给大家留下的恶感就趁这个时机发酵了。

众人当中其中有一位执政名叫吕公著，听到这个廋词，很不高兴，而且没有听之任之。

这些人不高兴，本来就没有好印象，当然就不会客气，又把他给发配出去了，官职是提点河东刑狱。

非但去了外地，还没有准地方，河北、江西、淮南等路，让他到处乱跑。

看来宋代不是那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是孩子爱哭不给你奶吃，给你断奶，让你随便哭！

后面的逻辑是，你还能哭，所以你不缺奶！

终于等到了哲宗亲政，张商英也时来运转，被召为右正言、左司谏，都是位高权重的言官。

就是权职所在，可以任意指摘其他官员的缺失，名正言顺，大言不惭，这该多对张商英的脾气啊。

估计得到了这个机会，张商英畅意大笑了一百多次。

“哈哈！嗬嗬、哼哼！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我老张有今天，你们也有今天！”

因为张商英对那些元佑大臣排斥自己不让自己当大官，极为气愤，怨恨积累得比山还高，比海还深。

现在得势，岂能不张狂？立即对他们展开全力攻击，那绝对是火力大开火力全开！

这时候他把那些曾经跳进去过的大坑，统统都抛在脑后，摔得骨断筋折的惨状也忘得一干二净。

于是，他就如同一只战斗犬，对所有的元佑保守派以及元符同情元佑的大臣一律给予无差别攻击。

蔡京和徽宗搞的那个五百多人名单就是他的这种攻击的结果，那些人也没有想到自己遭到如此大的恶报。

因为他们只是相应朝廷的御旨对元佑两派立场表述了自己支持还是反对的意见。

而上名单的那些人，都是持反对变法意见的人。

这充其量就是一个个人意见的表达，给皇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供皇上参考。

可是在张商英看来，却性质非常严重，都是在反对皇上，罪大恶极，罪不可赦！

其中尤以他写的一张奏疏，最为集中地汇集了他的所有仇恨心理。

他是这样说的：“先帝盛德大业，跨绝今古，而司马光、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援引朋俦，敢行讥议。

“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之所勘当，户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作命，无非指擿抉扬，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

“今天青日明，诛赏未正，愿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

“签揭以上，陛下与大臣斟酌而可否焉。”

他的这个上疏，从文笔上说，是篇好文，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直指要害。

首先他肯定了提倡变法的皇帝盛德大业，古今绝无。

既然这样，谁反对变法当然就是反对先皇，罪不可赦！

既然根基如此稳固，那么谁反对变法，就是倒行逆施，罪不可赦！

至于那些反对的大臣，一言以蔽之，就是那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罪大恶极。

当然他们都是螳臂当车，也仅仅是不办正事，嘲笑变法吹毛求疵而已。

他们的目的很是邪恶，就是妄图一鼓作气，剪除陛下的股肱大臣，使得大宋皇朝，马上走向灭亡。

论说了那些元佑大臣的行为以后，张商英就提出解决办法，服务做全套。

这个办法当然就是他自己当主将，前去皇宫将那些奏章详细检查一遍。他们的命运由我老张定夺。

即使那些已经给皇上通告的简报，也不放过。

他的建议，是请皇上一起审看，以便决定如何处理。

张商英这招，绝对是一个绝顶的毒辣手段。

试想那个时候的大臣，主要业务内容就是写奏章，抓住他们的奏章，就是逮住了他们的小辫子。

对他们的奏章按照新标准审核，等于是刨了他家的祖坟，一个都跑不掉。

这个事情查办的结果，就是那个五百三十六人名单。

也就是元符上疏反对变法的那些人的名单。（参见本书作品相关《有宋国情（三）元符奸邪》）

这还不算，张商英又攻击内侍陈衍、乞追夺光、公著赠谥，仆碑毁冢。

还说言文彦博背负国恩，及苏轼、范祖禹、孙升、韩川诸人，导致他们全部被处罚。

全面扫荡以后政敌以后，他还发出警语：“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

这种警告，总的意思是说，那些元佑元符邪类大臣不除，你们随时都会被他们欺负。

所以保险起见，你们应该对他们赶尽杀绝，以绝后患。

他的这种高言大语天马行空，以夸张的话语激怒当世，还有许多，大概都和这些话差不多。

后来张商英又想帮助章惇反对安焘，甚至帮助安焘制造了一个假证人。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以至于哲宗都说张商英没有理，找一个理由，就将他降职为左司员外郎。

接着做假证的事情败露，张商英再次被赶出汴梁城，

这次让他责监江宁酒，后又起知洪州，为江淮发运副使，入权工部侍郎，迁中书舍人。

他在谢表中，也是极尽能事，诋毁元祐诸贤，众人都对他这种口无遮拦畏惧发怵。

徽宗亲政以后，也讨厌他的这种行事为人，再次将他打发出去，为河北都转运使，又降职随州知州。

最严重的是，他被列名元佑党人籍，让张商英哭笑不得，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老张明明是革新派，不是元佑奸佞！可惜叫破了喉咙也没有人听。

如果我是元佑党人，那个五百多人的名单是怎么来的？

难道不是我老张大声疾呼还废寝忘食劳苦才发掘出来的吗？

难道我就是如此一个人，专门自己反对自己？

经过一段时间数坑，他才意识到他如此结果的原因。

他是一个不徇私情的人，所以谁都敢指摘，无论是革新派还是保守派。

最终导致一个局面，两派都不愿意接受他，故此一有机会都会落井下石，要彻底打垮他。

所以他本来一个革新派，却被打成保守派，从而成为他极力攻击的那个长长元佑元符奸佞名单中的一员。

最悲剧的还不是这个，而是皇上也不要他，他是想拼死咬人保卫皇上的，可是皇上嫌他咬人的方式不对。

就这样他意识到他自己面临最大的一个坑就是得罪了皇上，让皇上都对他讨厌，将他赶出庙堂。

他终于将自己成功地活出一个猪狗不待见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