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朱元章贫苦之时,为了生存,当过乞丐,也在皇觉寺中出家。
朱元章当了皇帝之后,觉得自己是受了佛祖保佑,因此崇信佛教,多次召请江南高僧到南京论佛。
洪武元年,朱元章在南京设立了善世院,总管全国僧尼寺院;在洪武四年把统理天下僧尼的职权并归祠部管辖;于洪武十五年,又另行制定一套新的僧官制度,在京都设置僧录司,在地方上,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统理天下僧尼,隶属于礼部统辖之下。
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四个层级,体系严密、等级分明的管理制度,由此,天下名山古刹的所有主持任免、僧尼试经给牒、僧籍名册、寺额的赐给等的大权,全部收归朝廷。
得益于这套管理体系,朱元章牢牢掌握了宗教的话语权,让佛教为朝廷发声。作为投桃报李,朱元章大肆崇佛抑道,佛教的地位日益隆满,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开始信仰佛教。
然而,朱棣上台后,因为得位不正,在法理上属于谋反上位,不具备合法政治地位,在朝廷和民间争议颇多,尤其是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文官士大夫集团暗中掣肘朱棣推行各种政策。
身为皇帝,朱棣自然对这种情况心里门清,但朱棣不能对江南士大夫集团进行逼迫,因为江南是大明财富的根基,万万乱不得。
因此朱棣起了迁都之心,理由给的也充分,防止北元军队南下,遏制蒙古再度崛起。
今年年中,朱棣下旨修建北京宫殿后,南方的文官士大夫集团表示出了极强的抵制心里,他们非常不乐意这么干,因为迁都的费用最终还会落在他们这群人的头上,而且如果迁都成行,他们失去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政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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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人就借机利用宗教搞事了!文官士大夫们借助佛教的触手,鼓动江南百姓出来反对迁都。
自古以来,盛世佛教,乱世道士。而江南地区,山水形胜,人杰地灵,物阜民丰,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是一个非常利于佛教发展的地方,信佛的民众非常之多。在有心人的策动下,现在江南民间形成了一股发对迁都风潮。
这对朱棣很不利。
因此,朱棣起了抑佛崇道的心思。
佛教在南方非常盛行,而北方信佛的人则比较少,他们信奉道教的玄武大帝,也叫真武大帝。
七月初,朱棣派出侍读学士胡观,诏访武当山道人隐仙张三丰,结果胡观在武当与张三丰遇而不识,错失见真人的机会。
高人没有请到,朱棣只能另寻他法。
前些日子,宫里流出一个消息,朱棣准备调集军民、工匠,在武当山修建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工程之大,令人咋舌。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别人不急,大明各地的寺庙主持急了,这个抑佛崇道信号太明显了……
于是,各地寺庙开始串联,透过僧录司左善世姚广孝的门路,求得了上京觐见皇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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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僧智海、四川僧了缘、曲靖军民府僧鉴音这次进京,就是来皇帝表表忠心,求皇帝放过佛教一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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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海等人的理由很充足,佛教是太祖朱元章定下来的国教,而道教则被朱元章打压过。
这倒不是智海等人瞎说,朱元章称帝后,以“天有师乎”为借口,取消了龙虎山道教张正常的“天师”称号,改授其为“真人”;同时禁止大臣崇道,这在《明实录中有明确记载,洪武三年,朱元章发布诏谕,“公侯不可崇道,尚服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