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倭患，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禁海。

沿海的百姓，靠海吃海这是注定的，然而明太祖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朱元璋这个政策的目的是巩固海防，但就是这个政策，为大明制造了长达数百年的隐患——倭寇！

海禁政策导致“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边的百姓则因“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两广、福建、浙江等地的百姓活不下去了，“逃海为生者以万计，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明太祖实录中也明确记载着“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民常从倭为寇。”

自此，大明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倭寇越多，海禁越严厉；海禁越严厉，倭寇就越多。

明朝的朝廷知道，倭寇有真倭与假倭之别，但只能硬着头皮，将所有海盗全部列入倭寇。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假倭有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宋素卿、曾一本、许恩，这些都是打着倭寇的名义，戕害东南沿海的百姓。

很多历史学家曾经考证，说明朝之前的倭寇大都是真倭，以日本人为主体；明朝的倭寇大都是假倭，“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没其利，阴为主持，牵连以成俗。”

这些沿海百姓出海之后，占岛为王，为了不牵连同族亲友，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因为勾结外族，属于谋反大逆，《大明律关于谋逆的惩罚极为严厉“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所以出海当海盗的人，就会给自己起个鬼头三郎、茅厕四郎的日本名字，然后再梳个地中海式的倭寇发型，随便学两句八格牙路、吆西，就充当起倭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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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种说法，称之为十倭七华，乃至十倭九华。《明世宗实录中，曾有记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据十七也！”

就算这些数字不是很准确，有夸张的成分在，也能看出一点来，明朝的倭患乃是内外勾结产生的。

明太祖朱元璋的这条政策，本来想巩固海防，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大明朝数百年的倭寇之乱，东南沿海的剿倭大军，成为大明朝廷最沉重的负担之一，估计明太祖在棺材板里，肯定会后悔不已。

李云睿是魂穿而来，对这段历史很清楚，听了之后，淡淡笑了笑，说道，“这算什么瓜？闽浙地区的大姓，派出自己的子弟，冒充倭寇，劫掠沿海百姓，又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还没说完呢，你着什么急？”徐景昌被李云睿打断的话，撇了撇嘴，说道。

“哦哦，你继续，我看看你能说出什么瓜来！”李云睿嘴角动了一下，继续烤自己肉串。

徐景昌看了看李云睿，继续说起来。

原来，日本使者带着二十多个倭寇渠魁，到了南京城后，向朱棣献俘请功，这也是应有之义，毕竟足利义满是朱棣任命的国王，相当于朱棣的小弟。大哥让小弟办倭寇，现在小弟把事情办好了，不还得表表功？

朱棣看到足利义满送来的这些“战俘”，感到很满意，赐源道义白金千两，织金及诸色彩币二百匹，绮绣衣六十件，银茶壶三，银盆四，及绮绣纱、帐、褥、枕、席、器皿诸物，并海舟两艘。

同时朱棣亲自制文给源道义，说“朕惟继唐虞之治，举封山之典，特命日本之镇号为寿安镇国之山，锡以铭诗，勒之贞石，荣示于千万世。”

口口

这句话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朕继承唐虞之时的做法，封日本镇号富士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并赐一首诗，你们小日本要立一块石碑，把这首诗铭刻在上面，这样便于万世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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